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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0日

松仁 私募廣角鏡

中美交戰下的香港股權基金

近日隨着「香港國安法」逐漸落實,中美之間的矛盾趨白熱化,去年香港社會運動成為全球頭條,經過數個月疫情後,如今香港又成為全世界萬眾矚目的城市。隨着動盪加深,經濟進一步受疫情及政治影響,早前已經不少資金陸續先離開一下避避風頭。本來在香港駐紮的PE及VC股權及風險投資基金,其實在過去多年不少已經離開了香港。做中國市場的,不少把總部搬到上海、北京;做東南亞的,就搬到新加坡。還留在香港的,不少都只是後勤辦公室,好讓基金的高層,可以透過香港辦公室安排各種稅務的運作。

還有前線員工的股權投資基金香港辦公室,不少也是一些已經做了十幾二十年上了岸的香港本地股權投資大佬,全家大小都在香港,公司也發展到有上海、北京、新加坡辦公室,維持一個香港辦公室運作,可以更容易做募資的工作,畢竟目前如果是美元基金的話,很多基金出資方Limited Partner的亞洲辦公室設在香港,而如果有老外LP要從外國過來的話,到香港比進入大陸可能會在拿簽證方面更方便。

中國目前國進民退的情況愈來愈明顯,做中國項目或多或少會牽涉到和國企央企的合作,畢竟目前這個經濟形勢,再不像5年10年前那樣,很多民企還有着靠市場強勢增長的氣勢。以前民企對境外股權投資者帶來的品牌效應及技術、管理能力上的協助十分渴求,但現在不一樣,更遑論一些國企央企會有興趣和境外以歐美日為主導的主權基金深入合作。所以單單一個老外股權基金設間辦公室在香港做國內項目,其實一點優勢也沒有,畢竟內地背景強勁的股權基金,例如博裕、厚樸及高瓴等美元基金已經是如日中天。

內地政商二代來港効力

然而,香港與中國進一步融合,歐美對中國的矛盾加深,不少內地有背景有關係的政商人士,都有不同的原因讓其下一代在歐美畢業後來到香港工作。這批二三十多歲源自內地政商高端人群的年輕金融力量,在香港買樓生孩子,運用自己父輩在內地的人脈及影響力,為中資或外資的資金在中國做投資,當香港本地的孩子在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這批孩子努力利用自己的特殊背景為香港創造GDP,努力不懈地像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本地銀行家一樣,拚命做deal。不少股權投資機構還留住香港的辦公室,就是讓這批基於某些原因傾向在香港落地生根、但上一代在內地還甚有影響力的年輕人為這些基金効力。

之前不少外資投行爆出,一些銀行家運用自己在內地的特殊人脈關係及個人背景來影響交易,後來也被迫離開銀行。其實如果對比股權基金界的話,說真的也甚為可笑,因為今時今日如果香港的股權基金專注做內地項目的話,可能隨便就能找到好幾個官二代、紅三代,畢竟沒有他們,在內地要做個好的大deal,一點也不容易。

隨着中美交惡日深,相信香港股權投資這行會更需要這些內地年輕人,除了這些年輕人在香港的數量愈來愈多以外,未來中國的項目可以讓那個外資基金去投,還要看有沒有根正苗紅的朋友,讓這些基金去做這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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