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
前幾天,參加了芝大法學院「Welfarism,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COVID-19」的網上工作室,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相關公共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今次工作室的3位講者,兩位是法學專家,一位是剛離任的前白宮經濟委員會首席經濟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亦即是我其中一個coauthor兼博士論文導師。我們跟現任經濟委員會主席菲臘遜Tomas Philipson,都是芝大時認識的朋友。
莫里根曾向我大力推薦3本罕見的經濟學巨著:
It is very rare that economists say something that is: (a) of huge worldwide importance, (b) the opposite of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c) obviously correct in hindsight. Keynes'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is one of those instances. Philipson and Posner's Private Choices and Public Health is another. Milton Friedman's Capitalism and Freedom may be another.
重要、反轉傳統智慧、對;菲臘遜與大法官Richard Posner 20多年前發表的Private Choices and Public Health: The AIDS Epidemic i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與凱恩斯和佛利民的著作並列三甲。透過愛滋病的例子,這本書帶出一個我多次提及過的重要觀點,就是民眾的個人抗疫行為與傳染病感染率的關係,會導致傳染病出現有起有跌的傳染病周期。這個重要、反轉傳統智慧,兼且對得交關的觀點,正是今次新冠疫情中經濟再出發的關鍵。
從《社會主義的機會成本》看經濟再出發
莫里根在白宮的時候,經濟委員會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機會成本》報告。我記得清楚,因為當時我剛好在DC探望莫里根。重提這報告,又是因為莫里根今次在工作室的主要論點,正是社會主義下的計劃經濟,罔顧民眾的個人抗疫行為的控疫措施,往往得出適得其反的效果。
工作室舉行當日,莫里根在場提出了一個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烏克蘭的計劃經濟,政府為了支持工業發展,不理會農民的實際情況,便下令農民增產並上繳中央,結果釀成5.1%人口餓死的人禍。
今天紐約州的計劃經濟,政府為減輕醫院負擔,不理會療養院的實際情況,便下令療養院接收新冠病毒的懷疑個案,結果釀成5.2%療養院人口病死的人禍。莫里根的結論是,這次沒有不一樣:從前,計劃經濟企圖推動發展,失敗了;如今,計劃經濟企圖對抗疫情,又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沒有改變,就是計劃經濟沒有好好利用市場上分散的資訊,就是計劃經濟沒有好好考慮民眾基於自己掌握的資訊而作出最有效率的個人選擇。
控疫成本效益要向前看
關於新冠疫情對美國社會所帶來的整體成本,莫里根估算,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每戶1萬美元,當中八成以上是人命無關的經濟損失。
我在芝大工作室作出補充的是,在考慮當前經濟如何再出發時,成本效益要向前看。今天經濟停擺帶來的效益,可以為未來的社會增加成本。民眾外出為社會帶來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可負亦可正,把病毒傳染給他人導致病重甚至身亡,屬負面的界外效應,但染病後快速痊癒並培養出抗體,這樣為未來的社會建立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卻屬正面的界外效應。
讓民眾多一點彈性去就自己的健康風險選擇如何抗疫,已非由政府一刀切定出不切實際的控疫措施,才可把疫情對社會所帶來的整體成本降低。
最後你可能會問:城市解封讓經濟再出發,沒有中央好好計劃,各自為政的市場人士懂得如何減低病毒散播風險嗎?
這問題其實老早在市場已出現過。當年的一場愛滋病疫情,除了啟發了學者提出人為傳染病周期的概念,還引起了成人電影行業發展出一套自救措施。毋須計劃經濟,這套名為PASS(Performer Availability Screening Services)的市場自發機制,規定參與成人電影演出的演員,需要每14天進行一次性傳染疾病檢測,檢測結果會上載至一個業界管理的數據庫,讓成人電影行業從業員可以安心開工。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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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徐家健教授最新著作《經濟學說藝術投資》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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