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7日
4月16日,周四。每逢星期四,投資者都會金睛火眼盯着一個數字:美國初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執筆這天,又是勞工部公布最新一周數字的「大日子」,美國再有520萬人加入失業大軍,意味過去四星期總數增至約2200萬。
兩害相權必要之惡
數字本身略勝市場預期,惟不可思議的是,美國人於短短四周失去的工作,較過去十年創造的職位總和(約2150萬)還要多!這些崗位有多少最終能重投就業市場,一看疫情變化,二看怎樣方能在不引起第二波爆發下重啟經濟,但還有更重要的第三點:政府和聯儲局的救市行動能否阻止不應倒閉的企業就此「摺埋」,讓短暫失業的僱員得以重投東家懷抱,噩夢過後基本復常。
像今天般全球「休克」,歷史上確無先例可援,惟經濟之所以「昏迷」,全因世界各地決策者權衡輕重後,認為這是應對公共衞生危機唯一可行之法,嚴厲防控措施導致經濟蕭條既屬必要之惡,本質上更是政策誘發(policy-induced)。從這點着眼,美國經濟史上有一案例值得討論,老畢給高盛經濟師希爾(Spencer Hill)上周發表的報告「喚醒」,自然想到跟讀者分享。
眾所周知,離世不久的聯儲局前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以降服通脹名垂青史。然而,要遏抑惡性通脹就得犧牲經濟增長,伏爾克為了確保美國經濟長期繁榮,毫不猶豫地選擇忍受短痛,明知必陷衰退也要重手加息。這個決定得到當時的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認同,美國1981/82年衰退因此被稱為Volcker Recession。
聯儲局大幅加息導致經濟開倒車,跟疫患擴散促使經濟活動停頓不能直接相比,但不論伏爾克抑或當今決策者,都是為了擊退/控制一個更大的敵人(通脹、新冠病毒)而主動把經濟推向衰退。從這個角度出發,當年今日殊途同歸,經濟逆境既是政策誘發亦是人為(man-made)的。
黑天鵝防不勝防
從新加坡的例子可見,在疫情尚未完全受控下局部重啟經濟,諸般風險不容忽視。即使新冠危機逐步紓緩,也不代表可以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政策逆轉後經濟便一帆風順。然而,Volcker Recession有一點令人鼓舞且值得期待,那就是1981/82年衰退期間遭辭退的250萬人,大部分都能重投職場,美國1983年新增職位多達半數來自原職重聘。
與2008年金融海嘯不同,新冠危機並無貪得無厭的銀行家一類「罪魁禍首」。事實剛好相反,銀行乃唯一按照美國GDP收縮8%進行壓力測試的行業,危機意識無出其右。航空業於好景時也許把太多現金用於派息和回購股票,但即使航空公司不是過度厚待股東,亦斷無可能憑藉自身力量迎抗這場防不勝防的世紀疫劫。再說,生意人若無時無刻不把黑天鵝事件置於規劃核心,試問世上還有什麼生意值得做?
劫後苦盡甘來
新冠危機不是任何人的錯,這裏沒有傳統理念中的道德風險,唯一moral hazard反而是政府/央行救企業保就業做得不夠,大量公司捱不過疫潮兵敗如山倒,流動性危機迅速演變成償付(solvency)災難,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齊被拖垮。但願真的像Volcker Recession那樣,老闆和打工仔渡過此劫後苦盡甘來。
(編者按:畢老林最新著作《我的投資日記》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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