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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7日

黃昊 解牛集

【30天免費閱讀】應對肺炎疫情代價沉重

筆者前文闡述了今次「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中,官方或相關醫療研究單位把有關疫情的訊息向外公布,其中最多人關注的病亡率,因統計樣本的取樣不同,結果很有可能作出了高估或低估。

回望疫情發展,湖北的病亡率在2月中為什麼如此高(按2月11日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向外公布的數字為4.11%),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當地缺乏足夠醫療資源,所以疫情開始時,只能醫治最嚴重的病患者,其他受感染而病情未惡化的人或尚未「被發現」的人,未能及時得到診治,致使病亡率持續大幅提高。

豬流感病亡率變化啟示

記得2009年春,H1N1流感(又稱甲型H1N1豬流感)起初在墨西哥爆發,其後傳播到美國及世界各國。據甲型H1N1豬流感於墨西哥爆發初期的一份報告指出,當時854個病例中有59人死亡,意味病亡率達到7%(59/854),與2003年SARS爆發的病亡率差不多,因此大家在病情初期認為H1N1流感的死亡率很高。其實,當時還有不少人染上該流感但病情輕微,並未被納入確診病例之中,導致死亡率被大大高估。當確診感染的人數增加並納入到樣本之後,病亡率的統計數字顯著降低。豬流感雖然最後傳播到美國和世界各地,但到疫情結束時,專家統計出的最終病亡率低於千分之一。由7%降低到千分之一,可見樣本取樣選擇的偏差,對結果影響有多大。

值得一提,疫情在本國爆發後,各國政府的反應和處理手法可能不同。有些國家高度警惕,對疫情可能大規模爆發風險「嚴陣以待」,因而對每一名受到感染者都進行個別確診檢測,務求把病毒大規模爆發的潛在風險降至最低。但一些國家反應表現鬆懈,或因醫療資源不足,未必對潛在感染者進行確診檢測,或認為得病以後風險不高,檢測的範圍不夠寬闊,發現不到潛在確診者。正如前文分析,確診人數的增減變量,對病亡率是否高估或低估構成影響,因此我們不宜把各國所公布的病亡率之間進行直接比較。

伊朗疫情真相

譬如南韓、日本、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確診人數都不少,但伊朗確診人數的資料相當不足,經伊朗官方渠道公布的感染人數表面上遠較南韓等國家為少,但這並不意味伊朗的疫情較輕,更可能只是因伊朗未將潛在確診病例納入檢測。研究人員透過國際航班數據研究了伊朗人出國的旅行模式和在外國被確診的伊朗人數量,以此推算評估伊朗當地疫情。例如2月20日當天,伊朗政府聲稱該國受COVID-19病毒感染人數只有5人,但加拿大當局在一班由伊朗前往該國的航機上檢驗了57名伊朗乘客,發現其中已有一人帶有新型冠狀病毒。以此讓國際社會接受伊朗全國僅有5人受感染的統計,實難令人信服。

按加國研究團隊根據由伊朗飛往世界各地的航班乘客中的確診人數進行統計模型測算,伊朗確診人數在逾1.83萬到2萬人之間,但2月23日當天,伊朗政府公布確診者只有43人。究竟是這個研究團隊的推算結果,或者伊朗政府的公開統計更反映事實?筆者先不妄加評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疫情在伊朗爆發初段,伊朗向外公布的疫情數據中病亡率十分高,主導原因是由於檢測條件或者其他人為因素,令確診人數被嚴重低估。

另外,值得一提,截至3月4日,伊朗對外宣布的死亡人數為92,治癒人數為435,治癒率遠比其他國家高,可能的解釋是什麼呢?按筆者的分析,第一,可能此病毒在伊朗早已傳染開,很多受感染人已經自癒。第二,因為當地醫院並沒有全面檢測,很多患病死亡的人的沒有被歸類為因COVID-19而死亡。第三,更有可能的是伊朗政府人為地控制死亡人數。據《紐約時報》3月3日報道,伊朗政府的確要求當地醫生在由於COVID-19死亡的病人死因報告寫上其他原因。

數據影響人類集體行為

此次疫情從武漢首爆,迅速傳播到全球多國,各國官方機構或民間研究機構也持續發放疫情的訊息如病亡率等。這些訊息不僅可能影響到疫情發展,而且訊息顯然未能穩定公眾的疑懼情緒,疫區內居民很多恐慌性搶購口罩、副食品及衞生紙等。搶購行為不單見於香港、南韓、新加坡、日本,甚至未被嚴重影響(根據目前官方數據評判)的美國也出現多州群眾爭相搶購口罩和日用品的情況。可以看到,牽涉公共事務或危機事件,由數據得出來的訊息,對人類集體行為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或與發放訊息原意相反的效果。

看深一層,在疫情中所公布的數據,是如何對人類集體行為產生影響呢?COVID-19在武漢市爆發初期,確診人數急遽猛增,病亡人數也大幅上升,群眾紛紛成驚弓之鳥,無論是生理或心理因素使身體不適,都急不及待跑到醫院求診。醫院不僅承載了救治確診病者的工作,在確診人士與潛在確診者都各自擔心成為受感染者之時,大家都沒有穿戴足夠的防禦裝備並擠在醫院裏,醫院頓成「交叉感染」的高危之地,最終導致本來沒有受感染的人都被病毒傳染,導致確診病例不斷增加,病亡率也節節攀升。這一切,更進一步加劇公眾的恐慌情緒。更重要一點是,確診病人增加,既大幅消耗醫療資源,同時分薄求診者得到診治的醫療資源,使病癒機率進一步下降,並增加醫護人員受病毒感染的機會;而醫護人員受感染被迫離開醫療前線,令疫情更難控制,形成一個螺旋式的惡性循環。

自我應驗預言

事實上,COVID-19在武漢爆發初期,受感染人數和病亡率不斷上升,箇中原因很大程度與這種恐慌性集體行為有關,人群蜂擁到醫院求診造成大量「交叉感染」。當數據訊息特別是病亡率顯示疫情十分嚴重(也許有「水分」,或可能因樣本取樣偏差造成「誇大現象」),這種數據顯示出來的「嚴重性」,反而將疫情推向一個自我應驗過程,令事態變得「更為嚴重」,成為一個「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但是,疫情初期的病亡率被高估,也可能產生「自我挫敗預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的效果,對控制疫情有利好作用。這是因為把事情說得愈嚴重,群眾即愈加謹慎,結果事態就可能變得沒有那麼嚴重。以上一篇文章提及的基本繁殖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R0值,即一個病毒患者可能傳染給多少人)為例,有人用R0去顯示COVID-19病毒的傳染能力。但細心想想,如果R0值高,則人們怕受感染「足不出戶」,從而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以降低自己受感染的機會,這樣一來,傳染人數自然會下降。

社會及個人代價大

最後,筆者建議留意的是,截至3月15日24時,中國境內累計有80860確診病例,累計死亡3213病例,治癒出院67749例,每天的確診病例持續下降。香港當前確診158例,死亡4例,治癒出院87例,以死亡人數除以確診病例,病亡率只有2.5%,疫情是否「極其嚴重」或者到了瘋狂搶購囤積物品的地步?一個700多萬人口的城市中有幾十個確診病人,到底感染概率有多高?雖云「見仁見智」,但眾人透過數據對疫情「理解」的集體行為,大家終日戴上口罩、政府帶頭並鼓勵私營部門的員工「在家工作」,大家足不出戶,惶恐不可終日,整體經濟陷入「半停頓」,失業率隨後恐怕飆升等種種經濟風險湧現,百姓生計飽受影響,社會和個人所付出的顯性和隱性代價,生命上不可承擔之疫情,會否導致經濟上不可承擔之重?

(二之二・完)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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