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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8日

區玉輝 商管啟示

從創辦生科院 看科技業興衰

對大部分本地投資者及企業而言,生物科技是陌生的行業。在近年蓬勃興起的創業圈中,普遍是與資訊科技或財務、環保相關的產業,即使與醫療相關,一般都只是儀器、檢測或保險類創業,藥品、疫苗、DNA圖譜等含前沿科技的項目比較少出現。當提及生物,一般可能想到的一是食物,二是健康及醫療,這些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好像是理所當然的,大家不會想到它們背後的科技,亦因此缺乏誘因去了解更多。

其實生物科技的研發在香港已有一段頗長的歷史,當中不乏人們熟悉的成果,只不過相比資訊科技,此領域需要用到較少為大家所觸碰的知識去理解。聯交所開拓生物科技企業上市,不啻為投資者、研發者及大眾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近日,筆者因寫作一本創業書籍的關係,走訪了何國強教授。他是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下稱「生科院」)的前院長,亦曾領導中大生物化學系,現在是該校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的顧問。相信只有少數香港市民聽說過生科院,想起的可能以負面新聞居多。

該生科院於1988年開幕時,到訪的新聞界就曾以「空殼」來形容這個擁有當時香港唯一的GMP生產設施、各種先進實驗室但沒有「人氣」及活動的地方。經歷幾任院長,又出現2002年初中大與工業貿易署較勁的一幕。

何教授於2003年接手「爛攤子」,靈活經營,令它「起死回生」。到他退任時,生科院已累積了充沛盈餘,更帶動不少生物科技研發。筆者要藉對何教授的訪問,檢討一下香港生物科技的發展與當中的得失。字數所限,本文先回顧前期發展背景,下回再專注於歷程及得失。

「嘉美雞」項目 得嘗勝果

1976年創立於美國的Genentech是公認的生物科技企業起始點。創辦人Robert Swanson首先展示基因剪裁的可能性,生產第一件生長激素,證明生物科技可以大規模合成生物需要的蛋白質,之後更率先推出人工胰島素。矽谷的創投人投資Genentech獲取巨利,帶動創投行業關注生物科技的投資,支持生物科技研究及企業發展。

據何教授所述,七十年代的香港雖然研究並不盛行,亦沒有多少經費,但港大醫學院的教授及簡悅威就發明了檢測地中海貧血症的方法,並在美國發展起來,賺了不少錢。生物科技的研究其實在本港一直小規模地存在。

1978年第二任中大校長馬臨上任之後,開創先河設立了生物化學系,又找到當時的裘槎基金會(Croucher Foundation)捐款50萬元成立了生物科技實驗室,開放給研究者使用。何教授憶述當年他們邀請Amersham(知名檢測放射物廠商)辦了首個工作坊,闡釋英國的遺傳指紋分析技術(後為香港警隊採用,其中一位參與者更依此方法,用DNA檢測將「雨夜屠夫」林過雲緝捕歸案)。

生物科技的發展在1998年因工業發展基金的成立而得到促進。事緣當時的高錕校長大力推動研發,除了他熟悉的資訊科技,生物科技在他眼中亦深具前景。時任署長葉劉淑儀積極配合,推出了工業支援基金支持研發。何教授憶述了幾項後來有重要成果的項目。其一是市民津津樂道的美食「嘉美雞」,原來它源於港大一個食用雞基因項目,其目的是在已雜交的雞隻中梳理出不同品流的種類,還原最原味「純種」食用雞。

八十年代做一個這種前瞻漁農項目,並不為人所明白,亦沒有多少人看好支持。若非署長在訪美時諮詢了當地的專家,認可以基因技術發展農業,亦頂住壓力堅持撥款,該項目可能已經胎死腹中,市民大眾就會少了一種獨特的本地食材。

另一有重要成果的項目為走紅過的「三冬茶」。其主管人胡秀英教授是植物學權威,追蹤華南草藥根源,進行分類及基因檢測。後來健康工房得到授權,售賣成藥「三冬茶」。它對南方潮濕天氣常引起的熱氣外感特別有效,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行銷幾年建立品牌後,因《中醫藥條例》的缺失未能「合法」註冊而下架。

筆者等支持者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原來該條例在草擬時只包括了中醫典籍裏的傳統藥方,所諮詢的內地北方中醫藥權威對此南方中草藥亦沒有足夠認識,故其沒有包括在內。一種多年來造福華南病人千萬、用嚴謹科研支持的現代化中草藥竟然落得如此令人唏噓的下場!

自「三冬茶」在2015年下架後,仍然有捧場客在網上查詢。既然政府資助了研發,為何自己立典的條例又排除「三冬茶」,浪費公帑及企業、大學的投資?出問題的是諮詢過程沒有包括本地專家,還是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統籌?值得大家思量,以令生物科技研發不至於因人為因素失敗。

當然,生物科技研發在九十年代是新事物,挫折在所難免,甚至是無可避免。可幸的是,何教授提到的第三個工業支援基金撥款項目,即盧煜明教授主持用孕婦血液檢測嬰兒基因疾病的項目,就在多年後獲得空前成功,最重要的是為全球開拓了「液態生物檢體」的技術。他開創的公司Cirina與美國基因檢測同業GRAIL合併,之前盛傳會來港IPO,以90億美元估值上市。何教授推崇政府對生物科技研發的投入,當時雖然不為人們支持,覺得浪費公帑,事後看來,只要能持續投入,生物科技能證實「Hi Tech都可以撈嘢」。

分享知識產權 策略錯誤

說回生科院的發展,高錕校長上任不久,就在原來科研基礎上積極籌劃,而賽馬會慈善基金亦願意投入,促成了生科院的興建。建院時的一段插曲亦頗堪玩味,原來賽馬會共3億元的撥款被一分為二。高校長原意是創辦一所供全港大學共用及共管的設施,促進跨系甚至跨院校合作,但當時同在籌備委員會的科大吳家瑋校長持不同意見。

木訥睿智的高校長遇着雄辯滔滔的吳校長,雙方爭持不下。最後科大取得1億多元建立了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自行營運;中大則以餘錢興建了坐落在校園的4層現址,在多個院校代表組成的董事會監督下,聘請林文傑為第一任院長,開展建院工作。

若果當日院校間能摒棄門戶或個人之見,共同推動生化科技,讓一次成功的合作成為進一步合作的誘因,成果或會更豐碩亦未可料。當然,勉強合作,亦可能會因觀點不同、缺乏共同目標及基礎而導致內耗。事實上,要多方協作談何容易,生科院最後亦回歸中大自行掌管。

第一任院長履新後,隨即以所持基金進行高規格的建設(如前述的實驗室、生產設備等),提領業界進步。當時的策略是吸引研究者及廠商進駐、使用設施、分享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由產權未來所得支持生科院持續發展。可惜事實證明此策略是錯誤的,與現實出現落差。最大的問題是產權對研究者非常重要,他們願意分享營運所得,但以分享擁有的產權去取得進駐、使用設施的權利,代價實在太高。

況且,當時香港的創新氛圍低迷,會使用生科院的廠商及研究者不足,法規亦並未配合(仍沒有要求中藥廠商生產要符合GMP規格的日程),故使用者稀少。可謂出現了因擔心投資不能轉移、被「套牢」導致損失而令投資延遲的情況。生科院遂淪為「大白象」,維護先進設施的日常消耗巨大,建院亦用去了大部分資金,沒有能力去資助有興趣的使用者。後來經過多年及多任院長的努力,方扭轉形勢,達到成立時的目的。(下篇再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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