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8日
早前寫過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和心理學者彼得遜(Jordan Peterson)的一場所謂世紀大辯論,容我再作一個小小的預測:內容空泛不着邊際,只是噱頭多過實質的一場表演,這場辯論很快會被遺忘,消失於歷史之中。
今日又客串寫一點經濟以外的題材,想講的是另一場二百幾年前進行、今天仍然有其現實意義的大辯論。
十八世紀兩個KOL的左右之分
未入正題之前,先講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學術事務」。話說我在5年前取得終身教席(即是tenure)之後,立即被「推薦」成為經濟學博士課程的主管,處理有關課程的大小事務。主管名字好聽,其實職責頗為繁瑣,沒有什麼吸引力,只是升職後難逃的一劫而已。5年過後,今日我正式卸任,學到的大概只有一個道理:沿用已久的制度或行事方式,背後多少都有點智慧,不過智慧未必好明顯可以看出來。
例如博士生第一年尾的考試,就曾經有提議不如完全取消,用考試以外更理想更全面的方法去考核學生能力。博士試成績雖然跟學生後來的發展未必有很大關係,但我認為考試至少可以將較弱的學生篩走,考試壓力對學生來說也是一種訓練。取而代之的另一套理想形式,也未必能達到理想中的功效。面對歷史悠久的制度我只敢在制度上作出修改,怕改革太徹底會有意想不到的惡果。
從一個小小的博士課程放眼到整個社會,也要面對這種循序漸進與推倒重來之間的選擇。在二百幾年前十八世紀末的歐洲,經歷完美國革命再來一場法國革命,政治社會討論風起雲湧,其中有兩個意見多多的政治評論家,正是為了這個選擇而展開了漫長的辯論。
站在革命前進一方的是住在美國的英國人潘恩(Thomas Paine),站在保守傳統一方的是出生於愛爾蘭的伯克(Edmund Burke)。兩人都擅長以文字說理,潘恩並非學院出身,文風比較親民,慷慨激昂有煽動性;伯克則結合了學者的含蓄和詩人的浪漫, 較嚴肅和艱深。若果兩人活在今天,肯定會是活躍在網上媒介打鍵盤戰的KOL。
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
幾年前政治評論人李文(Yuval Levin)將他的博士論文改編為普及著作,題為《大辯論》(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正是將潘恩和伯克兩人的爭辯歸納整理,試圖梳理出現代政治左右分歧的思想根源。他的博士銜頭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可謂名牌信心保證,皆因委員會的博士生都要經歷細讀原典的嚴格訓練,閒閒地十年八載才能畢業。香港的前輩朋友鄧文正博士正正是此委員會出品,認識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閱讀能力」非比尋常。
潘恩與伯克的爭辯源於法國大革命。支持革命的潘恩極受啟蒙運動影響,對人類的理性有無比信心,認為足以推斷思辯出一套理想的社會政治制度,只要現實跟人類的若干原則相違背(如法國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不平等),落後於時代需要,我們就有責任將其推倒重來,以理想的制度取而代之。
相反,伯克對法國大革命深存恐懼,認為行之已久的制度和文化,其實是過去一代又一代人不斷改良累積下來的成果,未被時間淘汰,其中必有智慧和道理。連根拔起式的革命其實是大倒退,漸進式改革才是正道。
潘恩和伯克的思想各自發展成左右兩派,激進對保守,革命對改革,突變對漸進,如此種種的對立仍然貫穿於今日的政治討論之中,從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到香港的激進派和保守派,每個政治人物都可放在潘恩和伯克思想之間的光譜之上。
難搞的個案還是特朗普:到底他是無視傳統制度的破格革命家,還是旨在將過去民主黨進步改革逐一移除的保守派?到底他是接近潘恩派(Painean)還是伯克派(Burkean)?
潘恩和伯克的辯論,比齊澤克和彼得遜的有趣好玩得多了。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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