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4日
美國實驗伊始,開國元勳之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嚴重懷疑民主制度。「任何人閱讀希臘和意大利的小共和國的歷史,都會對國家在暴政和暴亂兩個極端間的來回震盪……感到恐怖和厭惡。」他在《聯邦黨人文集第9篇》(Federalist Papers No. 9)中寫道。
但漢密爾頓接下來又讚美了一些原則,如「定期將權力分散到不同的部門;引入立法制衡;由品行端正的在位法官主導的法院;立法機關中的人民代表」。這些原則,他寫道,「是手段,強大的手段,能夠讓共和制政府的優點保留下來,缺陷減少或被避免。」
但漢密爾頓所提出的「政治科學」改進,在君主制下完全可以和共和制下得到同樣良好的應用,事實上,它們就來自君主制。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統治英格蘭的金雀花王朝國王們對司法機關進行了職業化改造,並樹立了徵稅前先經過議會同意的先例。類似地,常見於共和制的職業官僚和權利分配,也可見於十六世紀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印度群島委員會(Council of Indies)和卡斯提爾委員會(Council of Castile)。
人民代表更符合公眾利益
既然漢密爾頓所看重的政治機構對於君主制的改進潛力與共和制不相上下,為什麼他又對後一種治理形式如此有信心?他從來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但另一位開國元勳麥迪森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大量關注。
從他對《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貢獻看,麥迪森的立場圍繞兩個核心概念展開:為他所歡迎的「代表」及他提出警告的「派系」。對於代表,麥迪森認為「由人民代表發出公眾的聲音,要比讓人民自己發出聲音更加符合公眾利益」。
麥迪森認為當選代表具有高瞻遠矚,評估人民的利益並借鑑他們的知識和觀點。但他也希望當選官員能夠向內看──看看政府,看看彼此──以確保政策得到合理制定。通過審慎的代表制,共和制政府能夠獲得職業化和專家化的優勢,以及來自社會的新思維的好處,因為它追求公眾利益。
與此同時,麥迪森強調避免派系的重要性。他將派系定義為「某種共同的興趣點,或利益點,它們與其他公民的權利相悖,或與社會的長期和總利益相悖」。君主制和貴族統治當然屬於派系──控制嚴格、沒有壓力要為公眾利益奮鬥或考慮新思維的派系。但對於共和國,麥迪森觀察道,派系只有在贏得選舉多數時才能統治。因此,當「引入更多黨派和利益時,」他寫道,「便不太可能出現整體的大多數會有侵犯其他公民權利的共同動機。」
當然,問題在於有着邪惡「共同動機」的多數總是會出現的。因此,在南北戰爭後,美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黑鬼」種族壓迫時期;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關進集中營,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
或者,我們可以看看今天可稱之為種族清洗的十九世紀初的切諾基(Cherokee)領地事件──獲得國家批准的強迫移民,即眾所周知的「淚水之路」。1832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切諾基事實上是個主權國家,但時任總統傑克遜完全無視這一裁決。「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個死嬰,」他對陸軍准將約翰.考費(John Coffee)說,「不可能迫使佐治亞州屈從它的命令。」因此,傑克遜拒絕了符合漢密爾頓所謂的「品行端正的在位法官」做出的裁定。如此,他就確認了麥迪森的擔憂:如果官僚、先例和深思熟慮不能克服多數派系的偏好,他們就無法成為「共和政府最容易染上的毛病的共和制解決辦法」。
歐洲立憲形成代議制民主
與此同時,歐洲立憲和準立憲君主制面臨自身政治危機已有一個多世紀。結果,它們並沒有導向集中化的社會主義獨裁或全民投票的強人家族統治,而是形成了代議制民主。
美國實驗尚未出現生存危機。但毫無疑問,特朗普時代的特朗普正在經歷麥迪森在做出警告──有能力讓「互相衝突的利益服從於公眾利益」的「開明政治家……不常有」──時所預見的問題。
共和制民主的兩大主要優勢──審慎知情的代表和壓制派系──似乎都已不復存在。要想讓共和制民主繼續成為最佳治理形式,必須重新發明它們。
作者為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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