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7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首席經濟智囊劉鶴,預期將出任副總理和人民銀行行長,主管財經事務。港人多對劉鶴陌生,但原來劉先生在2012年,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時,曾編著一本著作,名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此書以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金融海嘯作研究對象,邀請人民銀行、銀監會、北京大學等參與,從國際政治、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經濟等角度探討兩次危機的成因、過程、後續影響,比較當中異同,並提出建議。期望以史為鑑、展望未來,當中部分成果已「為中央決策服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概是希望前瞻內地財金、經濟政策者不容錯過。
比較大蕭條及海嘯後異同
書中先論述兩次危機的差別和共同特點。儘管兩次危機失業率都急升,房價都急跌,但當中還是有不少區別的。
一是人口結構和技術條件大不同。大蕭條時人口年齡較年輕,中等收入者較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社會保障不夠,經濟蕭條很容易便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但現在即使經濟不景氣,人們更樂於保持現狀,而不是翻天覆地的變革。
當然我們還是見到民粹主義在全球興起,但各國軍力水平拉近,不會有國家輕啟戰端,達致了某種平衡。比起大蕭條間接觸發二戰,現在的社會是相對穩定多了。
二是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大蕭條時,歐美主導全球經濟。歐美經濟動盪,未發展國家只有無奈接受。但現在全球力量出現結構性變化,新興市場可以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發電機。
共同特點方面,書中共歸納出10點,現簡單介紹當中數點。
一、技術創新帶來繁榮,但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1870年的電力革命,促進生產,讓人們感到欣欣向榮,樂於消費。其時美國總統柯立芝的競選承諾,便是讓家家戶戶的後花園都有兩台汽車,和家裏都能用上電冰箱。過度樂觀透支未來消費,於是便觸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千禧年前的科技革命,讓人感覺「今次真的不一樣」,加上克林頓的人人有樓住夢想,以及科網泡沫爆破後,聯儲局的寬鬆貨幣政策,觸發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和之前一次危機稍有不同的是,現代社會傳播速度更快,科技革命20年後(而不是前一次的60年)便已迎來另一場危機。
技術革命、大眾心理、央行貨幣政策、貧富懸殊,都可以是衍生危機的原因。
二、「危機不止起因相近,後續發展步伐亦趨同」。首先是面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面對經濟困境,政府的應對往往是進退失據,政策應擴張時收緊、應開放時卻保守,應改革時卻步履艱辛,結果民粹和民族主義至最極端,成了希特拉通過民主選舉上台並觸發戰爭。
金融海嘯後雖沒出現戰爭,但引發的歐債危機,及民粹主義興起(看看剛過去的意大利大選,和去年的美國和德國大選,當中便已有些民粹主義味道),同樣會影響政經情勢發展。
三、「危機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會逼出有效解決辦法。」且危機有再分配效應,導致大國實力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大蕭條後是全球政治經濟重心,逐漸從歐洲轉往美國。那麼金融海嘯後,全球發展中心會否向亞太地區轉移?
做好自己免被牽着鼻子走
書中提出三點政策思考︰
一、對最壞場景做出預案。二、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教室(美國無暇東顧,正好是中國崛起機遇?)三、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無論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衝擊,實現中國和平崛起根本之策。
近日市場擔心中國會陷入貿易戰,看過此書的人,根本不會相信此說。管好自己的事,便能和平崛起,為何要被別人牽着鼻子走?而且鋼鐵已無甚重要。50年前比併國力,比的可能是鋼鐵產量。20年前,比的可能是金融水平。現在連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言要發展科技(寧願讓電訊商減價,也要讓互聯網普及),科網才是明日之星。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說的其實是怎樣從大危機中看出大轉變,然後再找出自身的巨大機遇。當然大國崛起,最終都會反映在股市當中。書中有哪些政策啟示,周五續談。
(編者按:郝承林著作《致富新世代2──科網君臨天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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