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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6日

J. Bradford DeLong 博集先機

特朗普時代公共領域

發自柏克萊──在許多社會中,大學是意識形態和知識獨立的主要堡壘。我們依靠大學將價值觀傳遞給年輕人,並支撐對人類生存境況的短期和長期研究。而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這一機構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與大學不同,營利性媒體企業從來毋須承擔培育一個強大「公共領域」的任務。不可避免的是,它們的報道反映了自身取悅──或者至少不去觸怒──背後金主(廣告商或投資者)的巨大壓力。這也是為何美國作家和政治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他本身就是新聞老手──最終將自己的信任託付在為大學、智庫或其他細分領域工作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

大學未能應對挑戰

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期,營利性媒體的結構性畸形狀態相對無害,滋生了全球性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極右翼勢力遭到了政治放逐,而極左翼勢力也好不到哪裏去:蘇聯集團那種「社會主義真實樣板」不僅殺人如麻,而且效率極低。

碩果僅存的只有北大西洋地區政治民主、自由市場和社會保障的三聯制度圖景,關於如何為大多數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技術專家辯論得以在擺脫混亂意識形態包袱的情況下進行,西方因此生活在「意識形態的終極」之中,或者更樂觀地被稱之為「歷史的終結」。

但如今我們遭遇到了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謂的「特朗普時代的挑戰」,而且面臨着極高風險。在最近一篇為《金融時報》撰寫的評論文章中,薩默斯哀嘆眾多機構,特別是大學,未能挺身應對今天的挑戰。

首先,薩默斯正確地呼籲各個大學要更加努力去「招募、錄取和教育那些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當大學只接收那些優質生源的時候,不僅僅是懶惰,它們也同時辜負了自己的學生、教師以及所服務的社區。與同齡人相比,準備不足的貧困學生不應該因為他們出生的環境而被指摘。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大學的職責就是最大限度地發揮教育「增值」作用,這意味着它應該尋求那些能從服務中獲益最多的學生。同時一旦被錄取,這些學生就應得到幫助他們完成學業所需的各類支援。

薩默斯另一個正確的發現是「令人震驚的是,美國如今擁有了第一位後理性型(post-rational,意指行為過度呈現前後不一致的後現代主義分裂特質)總統,他否定科學,提出算術上錯漏百出的預算案,選擇相信那些不靠譜的事實。」大學,薩默斯指出,應該「稱為坦誠及公開辯論的堡壘,以構築一條通向更偉大真理的道路。」

事實上,大學不僅僅是表達思想,更是評價思想的場所。我們要培育智力多元化;但我們也必須拒絕那些錯誤,不合理或欺騙性的想法。

因此,大學教師和學生可以提出他們認為值得進一步調查的任何論據或想法,他們應該可以自由邀請那些跟他們分享觀點的演講者。薩默斯是對的,一所大學不應該「把一個惡意攪局者的否決權授予那些希望以自己的直覺而不是自身論據的力量來度過一天的人」。

然而拒絕錯誤的想法和維護知識多樣性之間其實存在着一些衝突,歷史學家恩斯特.康托羅維奇(Ernst Kantorowicz)70年前提出的一個經驗之道是,那些推動某一理念的人有義務忠實於「自己的良心和心中的神明」。

薩默斯舉了個例子:查理斯.穆雷(Charles Murray)訪問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時遭遇了大批學生示威。筆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看過穆雷討論他臭名昭著的著作《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也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但此後,穆雷的理念,特別是他對智商與種族關係的言論,並沒有得到大幅採納。

因此在我看來,如果穆雷得到了邀請,就應該允許他說話。但邀請他的明德學院學生也有必要向他們的良知,他們的神,以及其他所有人去解釋為何他們覺得穆雷的理念還值得考量。

精英統治不值得捍衞

我不贊同薩默斯的一個領域是關於他對精英統治的捍衞,那種認為精英統治是一種純粹的善的觀點其實忽視了這個術語的出處,正是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在其1958年出版的反烏托邦諷刺作品《精英主義的崛起》中奠定了這個名詞的含義。

薩默斯感嘆大學教師現在正被「訓練成一群連說『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之地』或者『精英統治是件好事』都覺得是錯誤且變成種族主義的人」。但是這些言論是否令人反感要取決於其所在的上下文。鼓勵有前途的年輕人努力工作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所擁有的精英統治其實是個不可信賴的個人價值仲裁者,因為它極度歧視對於那些並非出於自身的過錯而不能達到其成功標準的人。

在關於當今大學的討論的這一點上,「安全空間」一詞常常會跳出來。可以肯定的是,大學應該是交換和判斷思想,以及用新的論據和證據來改變人們想法的安全空間。薩默斯認為,「避免引發短期心理不適的自由主義教育是一個失敗」,但他的錯誤在於並沒有承認有些學生感到短期不適的原因是感覺自己被人認定為無關緊要的人。

作為發言和辯論的社區,大學極易受到惡意攪局者的干擾,這就是為什麼薩默斯正確強調的文明狀態必須得到維護。此外校園動盪常常被認為是社會變亂的預兆。

對此薩默斯引用了歷史學家里克.佩爾斯坦(Rick Perlstein)的話來提醒我們列根總統在1960年代實現政治崛起的部分原因是他敢於和當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抗議活動「對着幹」。薩默斯懷疑校園激進主義將再次興起,而「其政治影響將和當年一樣」。值得懷疑的是,唐納德.特朗普或許正是指望這一點。

作者為前美國財政部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智庫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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