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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1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債多人工低 難為新世代

筆者本來打算把上期作為「美國焦慮」系列的最後一期,但發現我們還沒有討論過千禧世代(Millennials)面對的困境,而且問題不限於美國,全世界也一樣。

隨着電腦技術和互聯網的興起,現代人可分成兩大類:懂得用電腦技術處理資訊的和不懂得的,而這兩類人的工資差異非常大。著名經濟學家柯文(Tyler Cowen)在其著作《再見,平庸世代》(Average Is Over)中指出,在愈來愈極化的勞工市場中,高薪的關鍵在於能否把科技知識與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結合起來。

筆者之前說過,相信科技對勞工市場有正面影響,但現在覺得有所保留。未來新職位大部分都是為那些真的有天賦和得到正確培訓的人而設。即使受過高等教育,拿到音樂、文學、經濟等學科的博士文憑,但勞工市場對這些技術的需求將不如那些雖然大學輟學,但發夢都在寫程式的電腦狂人。如果你懂得利用Facebook等社交媒體創造銷售機會和吸引更多人訂閱,也有不少賺錢機會等着你,這種工作不需要電腦專業知識,但要有專注力,而且非常了解網絡技術和營銷。

賺錢能力每況愈下

促使我思考千禧世代焦慮問題的是吾友「末日博士」麥嘉華(Marc Faber)的一篇文章,內容主要探討最近幾位作者提出的問題:千禧世代是不是成了現代農奴(serf)。這個新世代背負龐大債務,當中不只是學生貸款,還有汽車貸款等其他欠債,與此同時,他們的賺錢能力比之前的世代低,意味這一代陷入困境的機會很大。

《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去年2月一個調查指出,用貸款資助取得大學文憑的大學生,畢業後所得的即時回報是至少一個世代以來最低的。紐約聯儲銀行的資料顯示,經通脹調整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在過去25年平均只增長1.6%,而學生貸款負擔卻飆升了近164%。

《赫芬頓郵報》的分析指出,在1990年,大學畢業生的債務平均佔全年收入28.6%,到2015年比率大升到74.3%,而且現在九成以上的學生貸款都不是美國教育部發放或者擔保的。

很多家庭為了替子女償還學生貸款而減少開支,導致美國經濟增長面對下跌風險。汽車貸款的威脅也不能忽視,從2010年至今,汽車貸款總額已經上升了差不多一倍。

不要理會新凱恩斯主義者說什麼,現實是過度借貸會損害經濟增長,這是九十年代後期就出現過的現象,總統特朗普也將要面對這個事實。

另一方面,美國人的賺錢能力一代不如一代。美國新聞網站dailybeast.com一篇由Chapman University城市發展研究員科特金(Joel Kotkin)撰寫的文章指出,根據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沙提(Raj Chatty)的研究,1940年出生的美國人有92%的機會賺錢比父母多,而1950年出生的人相關機率降至79%,1980年出生的人更只有46%機會。

現代農奴放棄置業

此外,美國置業率在2004年後期見頂後至今,35歲以下的美國人置業比率跌了21%,是所有年齡層中跌幅最大的,相比之下,35歲至44歲的比率只減少15%,戰後一代置業率則幾乎沒變。在部分地區,高租金和低收入令千禧世代根本無法擠出首期,例如洛杉磯、三藩市、紐約和邁阿密,22歲至34歲的人租金佔了收入45%,其中紐約的租金與收入比例中位數更超過50%。

科特金認為,美國新一代很大機會像中世紀時期的歐洲農奴一樣,一生都在還債,難怪愈來愈多人放棄自置物業,一直住在父母家。從2000年至今,18歲至24歲住在父母家的人增加了超過500萬。

主流媒體一般都說千禧世代思維不同,例如他們相信「共享經濟」概念,很多都不想置業。筆者也見過財務顧問不建議年輕人置業,因為長遠來說,樓價升幅遠遠追不上股票,但事實上,美國樓價走出2011年的谷底後,升幅一點也不比股市差,直到最近才被超越。

科特金指出,並非千禧世代不想置業,而是在高樓價低收入下,他們想置也置不到。千禧世代的確活在物質充裕而且較為安逸的環境下,與被經歷過大蕭條和二次大戰的父母帶大的戰後一代很不一樣。因此,他們不如戰後一代那麼奮發圖強也可以理解,但這並不足以圓滿解釋到千禧世代經濟能力遜色的原因。

柯文還有一本名為《安於現狀的階級》(The Complacent Class)的著作,談到美國冒險精神不如從前的問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今年2月寫過書評,當中提到,美國企業現在充斥着「避險精神」,以前他們投入大量資金做研發工作,現在都留給法律和人事開支。

美國開始老化,愈老的社會就愈少冒險,傾向抓緊目前擁有的一切。

人人希望少勞多得

千禧世代成為冒險精神最低的一代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最安於現狀,最想要的並不是自由,而是安全感。然而,古希臘也許是個不錯的參考。雅典人在梭倫(Solon)立法改革後對自由生活習以為常,開始覺得社會應該為他們做什麼,而不是他們應該為社會做什麼,當他們想要的自由是不附帶任何責任的自由,他們其實就已經失去了自由。

公平地說,在千禧世代的安逸錯覺來自政府政策和主流媒體製造的假象。政府隱瞞自己真正的財政狀況和生活成本的真正升幅,聯儲局也推波助瀾,不斷發放一些訊息暗示任何經濟問題都可以靠印銀紙解決。

讓我們看看反映生活成本指標的Chapwood Index。這個季度指數專門追蹤美國50個城市500種最常用的家庭用品,從而推算生活成本。指數顯示,美國實際生活成本在2016年增加了9.6%,而過去5年平均增長了10%,幅度驚人。

然而,千禧世代和它之後的Z世代(generation Z)都一樣缺乏奮鬥精神。在債務膨脹下成長的Z時代一般對戰爭和政治不感興趣,同時對「自由」和「個人責任」認識很少,不過他們很關心政治正確問題,很在意有沒有最新iPhone,照片有多少個like,或者Facebook粉絲有多少,但他們最最關心的,其實是如何從政府手上得到更多福利。這個世代不想幹太辛苦的工作(例如工廠),寧願在酒吧餐廳做兼職,過無憂無慮的生活。他們對文明的最大貢獻大概就是創造了「工作前退休」的概念,當然這都是因為政府政策問題,不工作可以得到各種免稅福利,工作的話工資低還要繳稅。

盧斯在書評中指出,推動特朗普入主白宮的怨氣也許只是社會適應低增長的前奏,而美國可能需要經過一兩個世代才能適應新現實,千禧世代將領頭,他們是政治怨氣最少的一群,可能因為成長環境令他們比老一輩對未來有更實在的預期,但他們同時也缺乏過去世代擁有的冒險精神,這難免令人不安,畢竟這種精神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助力。

冒險精神逐漸消失

過去幾個世紀,勞工市場面貌發生了巨變,尤其是農業受到工業革命嚴重衝擊,農業職位在整體職位中所佔的比例從1820年的80%降至今天的2%以下,而且不只是美國,英國的比例也降至1.2%,但這些改變跨越了20多個世代,而今天很多行業的改變都是在不到半個世代的時間內發生的。

美國債務包袱沉重,勞工隊伍增長緩慢,加上服務業生產力增加,意味更多人會失業,工作和收入的分布將出現重大改變,社會各階層將需要調整思維,很多人現在仍然相信我們可以回到五十至九十年代那段無憂無慮時期,這是不可能的。美國社會將急劇轉變,而我們擁有的適應時間比上幾代少得多。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內容由《信報》翻譯。逢周四在《信報》及信報網站www.hkej.com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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