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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4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生活逼人 中產惆悵

今期我們繼續探討美國人的焦慮,可能有人會覺得,這些焦慮是不是杞人憂天想像出來的,答案當然不是,美國正面對嚴峻的經濟考驗,感到害怕或者焦慮完全合理;美國整體而言應該可以捱過下一次衰退,但當中自然有些人無法渡過難關。

我說過可以把美國人分成兩種,受保護和沒有受保護的,但就連受保護的一群也擔心自己可能會滑下經濟階梯,儘管實際上最多也就跌到中產這一層,不過他們到時可能會發現中產其實也自身難保。

中產在經濟學上是頗新的發展,一兩個世紀之前,大部分社會都是由一小撮有錢人和一大群普通工人組成,現在中間多了一個階級,他們不算有錢,但擁有自己的資產和一定的消費能力,而且很多人認為可以做到中產已經很不錯,但在政治和經濟不穩定下,這個階級的壓力愈來愈大,這些壓力並不是他們想像出來的。

赤貧人口即將絕種

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本世紀全球赤貧(extreme poverty)人口比例跌了不少。所謂赤貧,是指每天平均生活費不到1.9美元(約15港元),這不是說世上所有人現在都活得舒舒服服,數以百萬計的人仍然身處極其艱難的環境,但赤貧人口的確正在減少,主要是因為科技進步和自由貿易為之前毫無生機的經濟注入了活力。

貪污和管治不濟令很多增長帶來的利益落入錯誤的人口袋裏,但整體來說,全球生活水準和工人收入都有改善;很多國家,包括中國,之前都擁有高比例的赤貧人口和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然而隨着時間過去,赤貧人口比例開始下降,人均GDP開始上升。

換言之,國民收入增長與赤貧人口減少有些關係,卻不一定是因果關係,也不代表這些國家的人均生活水平已經大幅上升,只是至少證明經濟增長和貧窮減少是有關聯的,這是個值得高興的好消息。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很難體會赤貧,1.9美元不夠美國人買咖啡和垃圾食品,更不要說用這麼少的錢來應付基本生活需要。

在不知道外界生活的情況下,身處赤貧的人會認為這就是常態,只是現在通訊發達,很多人比以前更加了解世界(或者自己這樣覺得)。筆者想說的是,可以看到這篇文章的你,在財富、健康、教育等各方面都比大部分人好,明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個道理將有助緩解焦慮。

中產標準各國不同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產階級。怎樣才算中產?美國著名獨立研究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的定義為:家庭可使用收入相當於全國可使用收入中位數三分之二至一倍。

Pew數據顯示,在2010年,稅後可使用收入在3.5萬至10.6萬美元(約27萬至82.5萬港元)之間的家庭就算是中產,而在1991至2010年間,住在中產家庭的美國成年人比例從62%降至59%;更重要的是,美國是所有先進國家中,中產家庭成年人比例最小的,相比之下,在這段期間英國、愛爾蘭、法國和荷蘭的中產人數都在增加。

這些比例其實不能代表什麼,中產人數減少未必是壞事,如果那是因為更多人游到上層,而且所有人都在中位數以上是不可能的,只是上下比例的差距令人關注,例如2010年,59%的美國成年人屬於中產階級,但可使用收入高於中位數的僅15%,低過的有26%。

不求升級只求不跌

另外,家庭收入中位數也是個問題。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經通脹調整後從1991年的4.8萬美元(約37萬港元),升至2010年的5.3萬美元(約41萬港元),即是19年間升了9.5%,比不上部分歐洲國家,例如盧森堡同一期間大漲35%,但德國、芬蘭、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表現不是呆滯就是收縮。

歐洲各國之間差距那麼大着實令我驚訝。在2010年,西班牙3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中位數是3.2萬美元左右(約25萬港元),盧森堡是6.5萬美元(約50.5萬港元),較前者多一倍以上;你可能會說盧森堡是個細小而獨特的國家,很難與之比較,但挪威不小了吧,其收入中位數是5.2萬美元(約40.5萬港元),較西班牙高64%,筆者覺得這種差別可能是今天歐洲民粹主義抬頭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產階級規模和收入中位數的比例上,美國也與歐洲不一樣。美國的中產階級規模較小,但收入較高,Pew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低收入和高收入的人口比例也較高的關係。這不難理解,歐洲國家稅率較高,因此有錢人比較少,而國家福利太好,導致低收入人口也較少。

一般美國人如果覺得自己很快會走投無路,他們並非過慮。美國收入中位數過去17年持續下跌,目前只較30年前高3%,這是經通脹調整後的數字,事實上對普通人來說,美國通脹較長期平均的2%高很多,因為房屋、教育、醫療等生活必需開支增長速度遠高於2%,自然覺得生活愈來愈艱難。

那麼最富有的1%美國人又怎樣?原來即使在同一個國家,最高1%的標準也可以差很遠:在紐約,年薪需要800萬美元左右(約6223萬港元),在懷俄明州的提頓縣(Teton County)──聯儲局周年大會場所Jackson Hole的所在地,年薪要達到2800萬美元(約2.2億港元),然而很多地方又只需要不到20萬美元(155.6萬美元)。

筆者經常走訪美國各地,也要閱讀很多資料,發現目前更多人擔心的是生活水準下降,正在努力維持現有水平,而非研究如何攀得更高。這是大環境造成的,新創企業數目正處於歷史低位,很多人擔心開了公司之後無法維持。

幸與不幸見仁見智

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擔心階級下跌,高收入人士擔心會跌至高等中產水平,中產階級害怕跌到低下階層。對於高收入人士來說,階級稱號不是問題,而是他們的生活模式和開支習慣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收入來支持,正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習慣了較優越的生活模式,要接受簡樸的會很不自在,自尊心也會受到某程度的打擊,而且知道自己身處所屬階級低端的人憂慮也會較大。

如果有人失業一年之後找到比原來工資低30%的工作,鄰居可能覺得他幸運,但日子仍不會好過。統計資料顯示,此類人通常積蓄不多,而且會在失業期間用得七七八八,可能很快就會為了維持生活而債台高築。

此外,如果此類人被認為「幸運」,那證明很多人更不幸。我認識的一個緬因州導覽員因為工廠倒閉而失業,現在就靠退休積蓄和打散工度日,而他還有10年才到6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這種事情在身邊發生得愈多,焦躁不安的感覺也會愈大。

我們之所以不安,部分原因是生活並非全都在自己掌控之中,比起相信好運會降臨,人們通常認為惡運出現的機會更大。當發生不好的事情,通常把一切歸咎運氣不佳,但當好事發生,通常在覺得運氣好之餘,還會覺得自己做得好。

運氣就像一把雙刃刀,美國文化認為,每個人都會得到自己應得的東西:如果你有錢,那是因為你精明勤奮;如果你窮,那是因為你懶惰愚笨。很多時候這是對的,但不是任何情況都適用。筆者認識的人中,有些又聰明又勤力,但仍然走不出財務困境,有些很有錢的人,婉轉地說,不算聰明,工作習慣也令人質疑,但他們就是成功。

然而,上述的觀念根深柢固,甚至植入了法例中。資產淨值超過某個水平的美國人會被列為「專業投資者」(accredited investor),政府認為這些人已經精明得不需要散戶得到的保障,也不用受申報限制;另一方面,如果資產淨值低於某個水平,就會受到「保護」,不能參於風險高(同時回報也高)的投資,當局認為這個資產水平的人不會了解那些複雜的投資工具,無論他們受過多少教育或者擁有多少投資經驗。顯然,這些假設都是荒謬的。

無論是哪種收入或哪個階層的美國人,現在都面對一些我們可以發揮部分影響力,但又必須交由命運決定的挑戰,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習慣了70年的政治、經濟和投資環境正在急劇轉變,需要更深入和更有創意地研究如何應對這些對生活有巨大影響的變化。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內容由《信報》翻譯。逢周四在《信報》及信報網站www.hkej.com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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