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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

廖群 華夏視野

內地民間投資為何陡然放緩?

去年以來內地經濟面臨的一個新生而又嚴重的問題,就是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陡然放緩。從本世紀初至2012年,內地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都在20%以上,自2012年起,增速放緩至20%以下,但直至2014年都仍在18%以上;可是,增速在2015年大幅減至10.1%,今年1至8月更緩至僅僅2.1%,7月份甚至轉為負1.2%,8月份雖有所反彈,但也僅為2.3%。民間投資近兩年來如此陡然放緩,大大出乎市場預料,對整體固定資產投資,進而經濟增長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拖累,成為當前經濟增長企穩的一個主要威脅與風險。

那麼,近兩年民間投資陡然放緩的原因何在呢?應該說,2012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並不奇怪,原因很多。的確,近5年來,隨着經濟增長速度從之前的近雙位數放緩至目前的6.5%至7%,內地的投資環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1.固定資產投資的擴張空間相應減小;

2.投資回報也相應下降,從銀行理財產品的回報率從前些年的7%至8%降至目前的3%至4%就可見一斑;

3.產能過剩問題突顯,相關行業的投資領域大大縮減;

4.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崛起,在創造新投資領域的同時也消滅了一些舊投資領域,而新經濟行業大多都輕資本與輕資產,使得被消滅的投資空間可能比新創造的還大;

5.最近兩年人民幣貶值,加之經濟增長放緩,致使很多企業轉向海外投資;

6.銀行理財等新金融產品湧現,引導投資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

7.房地產市場的再次火爆吸引大量資金,投向其他實體經濟領域的資金相應減少。

可這些都是就整體投資環境而言,其負面效應對於國有投資與民間投資應該是一樣,但國有投資卻未大幅放緩,今年1至8月的增速甚至從去年的10.1%陡然加快至21.4%。所以上述原因,並不能解釋為何惟民間投資陡然放緩。

當然,一直以來與國有投資比較,民間投資面對眾多不利因素,一是准入門檻限制,很多重要領域民營企業不被准入,或門檻很高;二是融資難,內地銀行一貫都是主要向大中型國有企業貸款而輕視中小型民營企業,發債更是國有企業大大易於民營企業;三是政府支持相對薄弱,國有企業得益於政府的各項優惠政策,也在與政府部門與官員打交道方面處於有利位置,民營企業相對得益較少,關係方面也處於劣勢;四是企業規模小,資金實力弱,面對國有企業的市場主導甚至是壟斷地位與財大氣粗,在投資項目的競爭中處於下風。不過,這些情況都是多年來一直存在的。

看來近兩年來民間投資的陡然放緩,除了上述整體投資環境,以及長期以來民間投資相對於國有投資的弱勢外,還有當前階段的特殊原因,那就是政府性投資發力對於民間投資產生了「進一步擠出效應」。要注意的是「擠出效應」一直都有,現在更「進一步」了。

難入公共服務行業

與民間投資的放緩相反,今年國有投資陡然加速,這顯然是得益於以「穩增長」為目標的政府性投資的發力。在內地,政府性投資主要集中於公共服務部門,民間投資主要集中於製造業等一般性競爭性行業。民間投資在製造業投資中佔比達80%,但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以及郵政行業等公共服務部門的投資佔比均不及30%。問題在於,這些公共服務部門均由國有企業壟斷或主導,民間投資在這些行業一直面臨着堅固的准入壁壘;這兩年政府性投資在這些領域發力,使得壁壘的堅固度進一步增強,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的投資空間自然進一步縮小。如此的「進一步擠出效應」,在上半年的行業投資統計中已明顯可見。今年1至6月,在電力、熱力、煤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公共管理業、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業、與鐵路運輸業,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5.9%、6.3%、3.9%與8.4%,而民間投資卻大幅下降6.2%、20.8%、37.8%與43.1%。

同時,由於「穩增長」政策的力度大,政府性投資也大舉進入了一些本是民間投資用武之地的競爭性行業,尤其是上述國有壟斷性公共服務部門以外的競爭性服務行業。比如文化教育業和建築業,是較高回報的競爭性行業,政府性投資也大量染指,「與民爭利」。在這種形勢下,由於民間投資相對於政府性投資在資金實力、融資成本、政策扶植及政府關係多方面的劣勢,民間投資便不得不在這兩個行業的投資項目競爭選擇退卻。其結果,民間投資在這兩個行業的增速今年1至4月比政府性投資分別低24.2和48.1個百分點;在建築業中的佔比從2015年2月的52%下降至2015年9月的45%,再降至今年1至4月的40%;在競爭性服務行業的增速今年上半年為-8.0%,比國有企業的相應投資增速低50個百分點。這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政府性投資對於民間投資的 「進一步擠出效應」。

呼籲銀行進行改革

這效應還來自於銀行貸款對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進一步傾斜。眾所周知,內地銀行一直以來都是主要服務大中型國有企業,其實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多年來一直呼籲銀行進行改革,改變這種狀況,多向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服務。可是改革效果甚微。不僅如此,近兩年來甚至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即銀行貸款反而更進一步地向承擔政府性投資項目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傾斜,更為遠離中小民營企業,導致國有企業貸款比重進一步提高,而民營企業貸款比重進一步降低。此種倒退,致使民間投資更難獲得融資,在與政府性投資的競爭中更處下風,從而更難擴張。這大大地加劇了國有投資對於民間投資的「進一步擠出效應」。

正是由於如此的政府性投資發力所催生的「進一步擠出效應」,使得近兩年來民間投資陡然放緩。

應降低准入壁壘

政府性投資的發力,從「穩增長」的政策意圖角度無可厚非,也產生了一定的「穩增長」效果。但是其所催生的上述「進一步擠出效應」,卻在造成國有企業改革倒退的同時對「穩增長」效果的可持續性提出了挑戰。「進一步擠出效應」如果持續,將導致佔總投資60%以上的民間投資進一步放緩甚至下滑,而政府性投資也不可能無限地發力,到政府性投資的加速不足以彌補民間投資的放緩時,則整體國家資產投資的更快速放緩將在所難免,進而經濟增長速度將再度放緩,「穩增長」目標將可能得而復失。因此,盡快阻止民間投資進一步放緩刻不容緩。

基於以上的分析,首先應該抓緊降低民間投資在公共服務行業的准入壁壘,以減輕「進一步擠出效應」,甚至變此效應為「擠入效應」。為此,PPP模式應該完善,使其發揮更大的功能,將民間投資帶入公共服務行業的投資大潮中去;第二,民營企業融資更加難的問題應該認真面對,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應切實加強,並加快資本市場的改革,為民間投資開闢新的融資渠道;第三,「穩增長」政府性投資應該更有選擇性,在民間投資有作為的競爭性行業盡量少進入,以消除在這些行業的「進一步擠出效應」,還回民間投資的發展空間。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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