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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6日

黎麟祥 解牛集

全球化與中國

上月下旬,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最終跟歐盟「分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英國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認為,全球化使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例如,外國人把他們的工作崗位搶走或來自國外的廉價勞動力把工資壓低了。

這種對全球化不滿之情同樣在美國造就了特朗普(Donald Trump)──這名取得共和黨總統大選提名人──出人意表地崛起。即使在香港,我們亦聽到對全球化不滿的類似聲音,很多年輕人,包括大學畢業生,發現在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競爭下,其生活水準受到了損害,因而感到不安。

認識全球價值鏈

本文,筆者嘗試闡述經濟全球化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以及中國參與其中如何改變了世界,以提供對全球化的一個思考角度。

中國參與全球化最顯著的是參與「貿易全球化」──即參與全球價值鏈。而全球價值鏈又與一個迅速發展、被稱為「國際生產碎片化」(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的現象密切相關。所謂「國際生產碎片化」是指貨品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不同工序在不同國家之中進行。這種全球生產模態正在廣泛蔓延。其中,最為人樂道的例子是美國蘋果公司所設計的iPhone和iPad。

蘋果從全球各地(當中很多是比較先進的國家/地區,如美國、德國、日本、南韓和台灣)採購各種精密零部件,如觸摸屏、攝像頭、處理器、顯示器和內存器等,並把這些零部件運輸到位於中國的富士康工廠,對這些零部件進一步加工、裝配和產品測試,最後把最終產品運往世界各地銷售。這是中國「加工貿易」(processing trade)的一個例子,也是「國際生產碎片化」的一個生動案例示範。

生產「碎片化」的結果使裝配中心(如中國)的「本地附加值」(domestic value-added)蘊含在「毛出口總值」(gross exports)之中的比例(稱為「本地附加值比例」.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低於100%。

由於中國大量參與「加工貿易」,其全國總出口的DVAR 大大低於100%。在生產過程中,本地附加值等同於本國在投入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所賺取的收入。DVAR愈低,本地人從每一元出口中所得的收入愈少。從【圖】我們看到中國在iPhone 出口中的DVAR甚低,只有4%,(即1.8%/〔100% - 58.5%〕)。

中美貿易順差被誇大

雖然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並為全球最大出口加工國,但中國並非「國際生產碎片化」的唯一積極參與者。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生產碎片化還有其他例子,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簽訂後,在墨西哥與美國邊境的「邊境加工」(maquiladoras)所出現的「雙胞工廠」(twin plants);中歐國家與其鄰近的西歐國家之間的加工貿易;以及在東盟國家內所設立的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等。

在這些生產碎片化例子中,裝配國的毛出口總值中,DVAR往往大大低於100%。因此,了解什麼因素決定DVAR以及其變化,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國際生產碎片化所塑造的全球貿易格局及其變化。

我們發現,全球各國的平均DVAR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愈來愈小。1995年,全球各國平均DVAR為82.9%,到2000年降至79.3%,2005年下降至78.0%,2011年更進一步下降至76.1%。

國與國之間的DVAR也有很大差異。例如2005年,中國的DVAR為0.52,日本為0.86,美國則為0.81。中國出口的低DVAR體現了「加工貿易」在其出口總額中佔很大比例,這是值得注意的。由於一國的附加增值反映其國內工人和企業家所賺取收入的多寡。

可以說,中國從毛出口總值中所賺到的收入是被高估了。舉例而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附加值其實是被誇大了,因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就是中國人從出口美國中賺取的收入實質上也被誇大了。

學者庫普曼等(Koopman, Wang and Wei〔2014〕)對中美2004年貿易作出研究估算,發現若中美貿易逆差以附加值作標準衡量,只為官方所報道貿易逆差的59%而已。

加工貿易在華舉足輕重

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初期),從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獲益不少。這類發展中國家缺乏從最初生產階段到最終生產階段整條生產鏈的生產能力。全球生產碎片化,讓她們只須參與勞動力密集的環節,並往往是最後的裝配階段。中國加工出口貿易就是一例。中國在電子及光學儀器出口中存在大量加工貿易。雖然它佔毛出口總值35%,但其只佔附加值出口的12%。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從西方進口中間產品,然後透過廉價勞動力從事裝配加工,把產品行銷全球,從而取得可觀的經濟成長。而勞動力從農村跑到城市工作,也得到較高的收入,同時紓緩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

雖然中國逐漸從「邊學邊做」中學習整體生產的每個環節,工業生產的能力提升了,但迄至2013年底,中國出口中,逾50%仍然是加工出口。顯然,迄今中國的出口仍然依賴非技術的勞動力。這是我們觀察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但是,中國在世界各地全球化中的廣泛參與,導致怨聲四起。首先,不少國家的工人埋怨失業,那些大量進口中國商品和服務的國家,國內非技術性工人工資停滯,引起工人不滿。受到影響的地方,包括很多發達國家,甚至在香港一樣引起了不滿。

平心而論,這些遷怒和埋怨對中國並不公平。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某些參選人扭曲事實,指摘中國對美國進行不公平貿易。例如,指摘中國操控人民幣滙率等等。同時,按毛出口總值貿易額(gross trade)而非「附加值貿易」額(value-added trade)來強調逆差,無疑是有誤導性的。

事實上,美國向中國進口有利美國的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人士,例如,沃爾瑪(Walmart)從中國採購大量廉價貨品,使美國普羅大眾享受到價廉物美的產品。其他例子不勝枚舉,只要到任何零售商場,都可見到「中國製造」的貨品琳琅滿目。

跟美國一樣,香港也從對中國的進口和出口中獲益匪淺,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們不必細表。

全球化不均同的衝擊

因此,一方面,一些國家或地區從中國的全球化中受益;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客或一些人士又抱怨工人失去工作,或工資停滯。然而,任何新的提高經濟效率的現象之出現,都有利有弊。對大部分發達國家而言,利是遠超過弊的。

要注意的是,全球化的後果對不同個人和不同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換言之,全球化產生「不均同的衝擊」(uneven impact),有些人受益較多,有些人受益較少甚至受害。但是,若然一方面享受全球化的好處,卻又埋怨它的壞處,而又知道利多於弊,則這些抱怨和不滿是狹隘和情緒化的。

合理解決問題之道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須負起責任,實施政策,重新訓練本國的失業工人。與此同時,對於貿易中受損的人,可以通過收入重新分配作出政策支援,使普羅公眾不必把全球化視為洪水猛獸。

參考文獻:Koopman, Robert,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59– 94.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經濟系教授、前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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