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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精英離地 狂人冒起

經濟形勢天天在變——對中低下階層而言幾乎只有變差沒有好轉——要理出一點頭緒實在吃力,相信大家亦有同感。更令人費解的是,何故美國兩大政黨不約而同要大家作出艱難抉擇,搞出名作家努南(Peggy Noonan)口中的一場「狂人與罪犯」的對決。

筆者認為,上述兩個問題息息相關,更不僅限於美國。世界各地現時民粹主義高漲,一如所有怒潮一樣,民粹主義未必理性,亦不一定帶來大家樂見的轉變,但憤怒及沮喪之情卻是千真萬確。普羅大眾面對實實在在的問題,卻愈來愈不信任傳統領袖有解決辦法。

筆者上周先後在私人及公開場合與努南會面,深感榮幸。她曾任已故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的文膽,現替《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她可能是筆者那一代最首屈一指的散文作家,健筆之名當之無愧,筆者對她一直非常崇拜。

無論閣下對美國大選共和黨準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有何想法,他其實只是一片叫大家知道秋天來臨的落葉而已,民主黨提名戰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一樣。美國大多數人在邊緣掙扎求存,脆弱又不受到保護。

本文將探討現實世界的經濟困苦,看看美國多數人每天如何苦苦掙扎。假如情況短期內沒有實質改變,美國將朝着什麼方向發展,大家讀過本文後應該心中有數。

受保護者 也分等級

努南指出,當前不滿情緒源於很久以前形成的趨勢,發展至今天的地步合情合理。上流社會愈來愈受到保護,獨享經濟成果,更往往不食人間煙火,不知大部分人天天如何為口奔馳。以下由她現身說法:

世上有兩種人,受保護的人及不受保護的人。受保護的一群制定公共政策,不受保護的一群活在那套政策之下。不受保護的一群開始反抗,強力反抗……

政府、政壇及媒體都有受保護者的身影,他們居於環境舒適又安全的社區,家庭幸福,子女入讀名校,還有點錢。這一切令他們「離地」,作用類似屏障。在華盛頓,他們是行政機關或國會山莊的政要;在布魯塞爾,他們是歐盟重要人物,名副其實有保鑣貼身保護。

由於受到保護,他們自感可以做任何事,擺布現實。他們可以獨善其身,毋須受自身決定所影響。

受保護一群之中大概也分等級,筆者認識一些身家位列全國最高0.1%的富豪,擁有多幢豪宅、保鑣、私人飛機、司機,任何事情都有人代為打點,大可稱為超級受保護一群。

筆者本人則是普通受保護階級,居於有門衞把守的舒適住宅大廈,請得起助手處理繁瑣事務;除非要減肥,否則三餐不缺;擁有一輛陳舊汽車。筆者沒有私人飛機,但拜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飛行常客身份所賜,多數都可以升級,坐頭等艙。

再下一級姑且稱之為「半受保護」,他們大學畢業,從事安穩工作,有點儲蓄,有點休閒時間。他們愁煩的是下一代應進哪間大學,而不是自己有沒有能力供書教學。

上述三種人極其量只佔美國總人口三成吧,其餘的都是不受保護一群,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今年5月號封面故事以〈中產階層見不得光的恥辱〉(The Secret Shame of the Middle Class)為題,道出中產的苦況,很有意思。

財政無能 中產最痛

作者加布勒(Neal Gabler)先以聯儲局一項調查打開話匣子:原來47%美國人捉襟見肘,連400美元的意外支出也無法應付,非得借錢或變賣家當不可。這實在驚人,只要出現什麼小意外,例如牙痛、汽車小毛病、或炎夏電費增多,就不得不舉債或出售資產。

加布勒自認很清楚這種感受,因為他本身也是這類人:

與債權人周旋,千辛萬苦捱過一周,那種滋味我了解。放下自尊,不斷催促別人付我酬勞,好使我可以應付開支,那種滋味我了解。物業財產被扣起,銀行戶口被債權人查押,那種滋味我了解。身上只剩5美元,酬勞遲遲未發放,日日靠雞蛋維生,那種滋味我了解。

害怕打開信箱,因為裏頭總有新賬單,卻甚少有可以付清欠債的酬勞支票,那種滋味我了解。告訴女兒,不知有沒有錢支付其婚禮開支,一切要聽天由命,那種滋味我了解。向長大成人的女兒借錢,因為我和太太已沒有取暖燃油,那種滋味我了解。

這就是2016年美國人活在邊緣、苦苦掙扎的寫照;數據顯示,數以百萬計美國人活得這麼苦,甚至更苦。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受保護一群曾幾何時也不受保護,筆者35歲以前也是不受保護階層,憂柴憂米以至深宵2時在睡夢中驚醒過來,擔心兩口子的微薄薪金是否足以餬口,是否有錢在電源被切斷前清繳電費,汽車有沒有足夠汽油應付翌日登門推銷——還得思忖如何說服客戶預早付錢,好使自己有能力應付上述開支,這一切筆者都很清楚。

筆者曾以殘舊的流動房屋(mobile homes)為家,兩個女兒都在那裏出生,與中產沾不上邊。我當年非常支持列根革命,因為希望改變現狀(特此聲明,在列根之前的兩屆總統選舉,筆者都投票給民主黨)。

因此,筆者很明白普羅大眾的不滿,因為他們無法分享國家經濟繁榮增長的好處;相比之下,筆者當年最少有機會力爭上游。愈來愈多人感到客觀環境(以及造成這些客觀環境的人)對自己不利。

有人會說,美國人即使生活潦倒,也比世上不少人幸福。也許,在一些國家, 貧苦大眾逆來順受,樂天安命,何解美國人滿腹不滿?

筆者思疑,大多數不滿現狀的民眾,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陷入財政困難,他們本來生活無憂,卻突然遇上逆境,例如失去工作、健康危機、仰藥成癮、投資失敗,生活因而大不如前。也許一切是咎由自取,但他們很不滿,認為自己不應淪落到這個田地。

加布勒在文中又談到財政困難帶來的莫大恥辱:

我衣着算得上光鮮,單憑外表,完全看不出有財政問題。從我個人履歷也看不出來,我的寫作生涯尚算成功,出過5本書,發表過數百篇文章,拿過幾個獎項,在業內也算薄有名氣。

從我的報稅表也看不出來,我談不上富裕,但收入水平絕對稱得上中產,有時甚至達到中產上層水平,對一名作家來說,夫復何求?跟我談話也肯定看不出端倪,因為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死也不會承認自己財政朝不保夕。在我看來,那也是一種「財政無能」,因為它與性無能有很多共同特徵,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死命掩飾問題,假裝一切安好。事實上,財政無能比性無能更令人尷尬。

不受保護的一群感到憤怒,因為他們相信制度受到操縱,而操縱制度的正是受保護一群。

衰退失業 重創工資

情況似乎很差,但官方數據卻顯示經濟持續改善,失業率跌至5%,各行各業都在招聘人手。

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的數據甚具啟發性,其中「蓋洛普好工指數」(Gallup Good Jobs Index)計算每周工作30小時以上並定時收取工資的打工仔佔總成年人口比例,有關指數上周報45.1%。

官方與蓋洛普的數據不能直接比較,但粗略估計,最少兩成勞動人口不是失業就是從事不太好的工作。

儘管失業率跌至歷史低位,數以百萬計美國人卻入不敷支,即使不滿現狀也要強忍。工作既是必須也是好事,只是單純找到工作卻無法解決問題。

《華爾街日報》5月9日報道相關研究,指出打工仔在經濟衰退時期失業,將面對一連串長遠打擊;投入新工作往往要大減工資,多年後才能恢復以往的收入高位。這類人較小機會置業,心理問題較多,子女學業成績較差,《華日》稱之為「工資傷痕」(wage scarring)【圖1】。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部的數據,在2007至2009年經濟衰退時期,約4000萬美國人失業,雖然後來投入新工作崗位,但不少人依然深受打擊,《華日》有以下報道:

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家馮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的研究,被解僱員工轉職5年後,只有四分一人薪金回復至被解僱前的水平;即使數十年後,曾經失業一段時間與幸運避過裁員的員工,兩者之間薪酬仍有差距。估計數字各有不同,但根據一項分析,經濟衰退時失業的打工仔,10至20年後的薪酬仍較保住飯碗的打工仔少15%至20%。

年輕打工仔則要承受另一種痛苦,經濟衰退時他們年紀尚輕,長大成人後卻發現勞工市場不需要他們,沒有大學學位者謀生尤其困難。

通脹猶在 租金狂升

中央銀行官員力圖刺激通脹,但對不受保護一群而言,通脹從未消失。筆者另一專欄「跳出思維定式」上周引述Research Affliates創辦人阿諾特(Rob Arnott)的研究,指出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年度通脹率自1995年以來一直維持於3%左右,相關數字包括四大類最影響一般打工仔生活的開支:租金、食物、能源及醫療。

《華日》5月8日題為〈美國租金上升 中產捉襟見肘〉(Rising U.S. Rents Squeeze the Middle Class)的文章,所引述的數據更令人震驚,文中引述的數字顯示,中產租戶的境況比富裕一族及低下層都要糟糕,文中這一句尤其驚人:

2010年以來,波士頓租金叫價中位數每年上升13.2%,遠高於同期2.4%的平均年度收入增長。

假如波士頓是其他城市的縮影,民眾抱怨租金昂貴,不得不寄居別人的家,也就不難理解。對於收入僅能餬口的一群,生活指數升勢如此迅猛,實在難以承受。

根據調查機構Sentier Research編製的家庭實質收入中位數【圖2,藍線】,現水平為57263美元;可別忘記,美國一半人口的收入還不到這個水平。

上述談及的美國種種問題,也適用於大多數發達國家。英國下月將就脫離歐盟與否舉行公投,部分原因正是在脫歐派心目中,歐盟政策不利英國打工仔;南歐失業率高企,中東難民又不斷湧入;加拿大及澳洲則因為商品及能源價格一瀉如注而深受打擊。

然而,無論哪個國家,社會上總有一些人繼續大賺特賺,何解?共通點之一正是中央銀行政策。多年前,美國聯儲局、歐洲央行,以至其他中央銀行已下定決心推低利率,並讓利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也許,他們真心相信此舉能令經濟恢復增長,結果卻做不到,最少做不到市民大眾有目共睹的增長效果。

保守派及共和黨建制派仍在自欺欺人,視特朗普為反常現象,假以時日一切自會恢復正常。然而,假如沒有重大改變——筆者實在懷疑改變動力從何而來,尤其在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莉執政下——到2020選舉年,民情將會如何?更何況在統計學上,美國未來4年內幾可肯定將陷入經濟衰退,屆時失業率高企且節節上升,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退休金都受威脅,更多人將在邊緣苦苦掙扎。

制度失常 怨氣充斥

近日一項研究顯示,中年白人死亡率高得叫人意外,直接原因是自殺、仰藥及酗酒問題加劇,都是抑鬱的心路歷程。為本文搜集資料期間,筆者又讀到《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標題相當引人入勝:〈死亡預示人們會否投票支持特朗普〉(Death predicts whether people vote for Donald Trump),原來在死亡率最高的郡縣,中年人士死亡率與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比例彼此有直接關係【圖3】。

不只中產選民感到憤怒及不滿,高學歷者及向被視為受保護階層的一群,同樣充滿怨氣。愈來愈多人意識到,對普羅美國人而言,現行制度運作失常。特朗普乘勢而起,告訴選民他明白並同情小市民的困難,他表達不滿沮喪的方式,引起大部分不受保護者的共鳴。其他參選人也許亦同情小市民,但他們的話聽來卻像政治陳腔濫調。無論對特朗普有何評價,也不得不承認其發言風格的確不像普通政客。

筆者不斷告誡別人要摒棄舊有投資模型,因為經濟正歷巨變,舊有模型的預測不再可靠。同一道理,現在也是時候認真考慮,摒棄既有政治預測模型,因為選舉模式大有可能正處於巨變之中。往績不能反映未來成績,這句投資格言現在得應用於政治預測之上。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 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內容由《信報》翻譯。逢周三在《信報》及信報網站www.hkej.com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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