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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日

廖群 華夏視野

中國減稅勢在必行

隨着供給側改革的提出,關於內地是否應該減稅、應全面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的討論再次興起。有主張全面減稅的,斷言宏觀稅負過高,必須全面降低;有反對減稅的,認為宏觀稅負並不高,沒有降低的必要;也有反對全面減稅但贊同結構性減稅的,其根據是稅負水平結構性失衡。

所謂宏觀稅負,概念上是指一個國家的稅收佔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但在內涵上,有窄口徑與寬口徑之分,主要在於稅收口徑的差別。窄口徑稅收即為國家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寬口徑稅收則是國家的稅收收入和各種非稅收收入(包括全國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收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障收入、國有企業資本經營收入等)的總和。

至於哪個口徑更為適用,取決於從哪個角度進行考察。如果從政府財政收支的角度,應看窄口徑,但如果從納稅人(企業與個人)稅務負擔的角度,則寬口徑更說明問題。顯然,寬口徑宏觀稅負水平表明企業與個人真正的稅務負擔程度。因此,本文以下部分的「宏觀稅負」,除非特別說明,均使用寬口徑概念。

那麼,目前內地的宏觀稅負水平究竟多高,是過高還是過低,是否應該減稅呢?這可從長期、中期與短期角度分別考察。

稅負左右企業競爭力

長期而言,減稅勢在必行。據有關方面測算, 2014年內地宏觀稅負水平為37%。為進行國際比較,讓我們看看其他國家政府總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這一比重與內地的宏觀稅負水平口徑大致相同。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數據測算, 2012年部分國家的政府總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美國(29.1%)、日本(48.1%)、法國(46.7%)、瑞典(51.6%)、澳洲(32.8%)、泰國(23.1%)、蒙古(34.2%)、埃及(24.1%)、突尼斯(32.4%)、巴西(37.6%)、智利(23.7%)、俄羅斯(43.9%)、羅馬尼亞(34.5%)【圖】。由此可見,內地的宏觀稅負水平高於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也高於部分競爭性發達國家如美國,但低於福利性發達國家如瑞典、法國與日本等。

如何對此比較作出評價呢?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看,內地在世界排行在80位左右,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此而言,內地的宏觀稅負水平高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與部分發達國家,就顯得偏高。而且,中國還是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即崛起中的、處於快速增長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就應該更低一些。

尤其要應該認識到的是,今後中、美企業之間的競爭勢將逐步升級,考慮到這一前景,稅負為企業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的事實,美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為29.1%,而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比她高8個百分點,顯然是過高了,明顯地不利於兩國經濟及企業之間的競爭。因此,從長期來看,中國應該降低宏觀稅負水平,即減稅。

有助推動供給側改革

中期而言,減稅將是推動最近各界推崇的供給側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改善供給,而改善供給,無非是增加供給量與提升供給效率。

就當前內地經濟來說,整體而言,供給量已經足夠甚至過剩,關鍵在於提升供給效率。提升供給效率當然涉及很多領域,但減稅無疑是提高供給效率的一個重要方面。眾所周知,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代的供給經濟學革命,就是以減稅作為主要手段的。

內地的宏觀稅負水平過高,即稅率過高,無疑是影響企業供給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局面的培育期。這一局面能否形成將是中國經濟今後的希望所在,是關乎到中國經濟最終能否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性條件。

而稅務負擔又無疑是創新與創業環境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高稅率阻礙與窒息創新與創業,而低稅率鼓勵與促成創新與創業。因而,從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角度,也應毫不猶疑地減稅。

財政政策具寬鬆空間

短期而言,減稅對於當前內地經濟企穩也有重大的意義。數據表明,內地經濟尚未企穩。2015年第一至第四季的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0%、7.0%、6.9%與6.8%,表明經濟增長仍在下行,雖然下行的速度已很緩慢。鑑於「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年均6.5%以上,以達到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番目標的需要,確保經濟增長速度今後5年在6.5%至7%區間,以及今年在6.7%至7%區間非常重要,為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保持寬鬆。

貨幣政策方面,去年減息5次,降準4次,已寬鬆了很多,今年還會進一步寬鬆(編按 3月1日再降準0.5%),但力度不會大於去年。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去年的寬鬆力度相對較小,今年則被指望力度加大,且在穩增長過程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近年來財政寬鬆主要依賴於加快基礎設施投資,在這方面今年仍有空間,畢竟廣袤的中西部,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仍然落後與不足。

減幅有別利新創企業

但從去年的經驗來看,僅此是不夠的,問題在於房地產投資原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太大而又下降太快。

內地房地產投資佔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的20%左右,而固定資產投資又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5%左右。2013年以前,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都在20%以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之大可想而知。隨着房地產市場的調整,2014年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下滑至10.5%,去年更進一步跌至1%。今年雖然一線與部分二線城市繼續回暖,但另一部分二線與眾多的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由於高庫存將持續調整,整體房地產投資增長可能為負。所以,僅靠加速基礎設施投資恐難穩住經濟增長,應該開闢寬鬆財政政策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即減稅。

其實,前幾年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減稅,是有結構性的減稅,但減稅規模較小,範圍過窄。為盡快穩定經濟增長,應顯著地加大減稅規模與範圍,即今年就應開啟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周期。

至於是否應該全面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全面略嫌絕對,結構性又有片面性之虞。筆者認為,大規模減稅比較合適,即對大多數稅種與大多數企業進行減稅。當然,減稅幅度應有區別,對創業、創新企業與新興產業應實施大幅度減稅,而對傳統性產能過剩及高庫存的行業及企業,其減稅的幅度應適度或不減。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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