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5日
世事變幻無常,法國巴黎兩周前遭遇連環恐怖襲擊,受害者及其家屬固然首當其衝,傷心斷腸,事件餘波亦擴散至世界各地,恐怖主義之下人人自危。巴黎恐襲並非個別事件,黎巴嫩、伊拉克、馬里及尼日利亞近日先後遭遇炸彈襲擊,還有俄羅斯民航機空難,在在顯示邪惡勢力無遠弗屆。不只「伊斯蘭國」張牙舞爪,阿爾基達在某些地區亦進一步坐大,博科聖地(Boko Haram)在西非勢力日增,阿富汗的塔利班也捲土重來,恐怖威脅數之不盡。
恐怖主義除了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對經濟亦帶來打擊,不僅導致資源錯配及價格扭曲,更會促使政府推出不良政策。即使遠離恐怖威脅震央,仍會受到波及。
恐怖主義是世界性的,經濟亦然,兩者不可分割。筆者近日讀了很多關於巴黎恐襲的評論分析,並不斷深思近日事態發展將如何影響歐盟,只覺坊間的評論大多忽略大局,未能點出事件長遠而言對歐洲經濟及地緣政治的影響。本文在這方面着墨,相信甚有意思,同時亦發人深省。
貨幣聯盟先天不足
作為獨立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體系行之有效。不過,歐盟創建者不只要建立自由貿易區,還要建立政治聯盟。他們相信,只要組成政治聯盟,哪怕經濟問題嚴峻,各國最終亦會團結一致,克服難關。結果卻事與願違,政治聯盟反反覆覆,反而加劇經濟問題。
歐洲經濟問題主要有3個,本欄多年來論之甚詳:
1. 資本及產品由核心國流向周邊國,造成嚴重貿易失衡,無法自行化解。多年來,周邊國可藉德國的低利率舉債,當地政客制訂預算時毫無節制,導致債台高築,赤字纍纍,如今終要埋單計數。
2. 不少歐洲國家負債沉重,相對經濟增長潛力而言根本無以為繼。不過所謂無以為繼,只是按正常利率體制而言。希臘經濟崩潰後,歐洲央行為防骨牌效應而大手減息。意大利負債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接近140%,但由於息口僅數厘,尚可應付;假如息口達6厘至8厘,那就大難臨頭,意大利勢必步希臘後塵。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息口低企,意大利負債佔GDP比例每年仍然有增無減。
3. 美國福利開支問題已經很嚴峻,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形勢更不妙,尤其包括法國等人所共知的問題國家。受制於人口結構,這些國家一旦加稅只會進一步打擊經濟,長此下去根本沒能力兌現福利承諾。
先來約略探討第一個問題,亦即歐羅區貿易失衡問題。
歐羅創立前,經濟學家蒙代爾(Robert Mundell)曾列出單一貨幣區的理想條件,有關學說影響深遠, 更為他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指出,「理想的」貨幣區應具備以下條件:
1. 資本及勞動力自由流動;
2. 工資及價格具彈性;
3. 各地商業周期近似;
4. 一旦某地區陷入經濟衰退,透過財政轉移紓緩有關衝擊。
上述條件歐洲幾乎全部欠奉,老實說並非理想的貨幣區。
正如德國央行時任首席經濟師伊辛(Otmar Issing)於1991年所言:「非單一國家卻能持久地維繫貨幣聯盟,史上並無先例。」這個「國家」必須同時是財政聯盟,歐羅區及歐盟卻非如此。而且,歐羅區不同成員國的經濟狀況大有分別。
歐羅形同金本位制
美國是行之有效的貨幣聯盟,同一種貨幣可以通行於阿拉斯加、佛羅里達、加州或緬因州。一旦經濟出現震盪,美國亦能有效化解。假如閣下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得州,因為石油業盛極而衰而失業,又或在九十年代初的南加州,因為冷戰結束而受到防衞開支收縮所波及,大可搬到其他經濟持續增長的州份碰運氣。相同情況在歐洲卻行不通,希臘人沒有搬到芬蘭謀生,因為他們不懂芬蘭語。再者,即使得州及加州的失業居民留下來,也會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失業救濟及其他福利,此等財政轉移有助紓緩不景氣的衝擊;歐洲卻沒有中央政府負責財政轉移。由此可見,美國制度所以成功,既因為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亦因為財政緩衝發揮作用。
歐羅的運作模式與金本位制類似,歐羅當然不能兌換黃金,但一如金本位制,歐羅強迫成員國透過實質價格及工資而非滙率作出調整。另一方面,歐羅同樣傾向於助長衰退,無論在金本位還是歐羅體制下,調整的責任總是落在「弱貨幣」國而非強國身上。
受制於歐羅體制,希臘不能讓貨幣貶值,由市場出手也不行。為了讓貿易收支回復平衡,當地失業率升至25%,年輕人失業率更達50%;西班牙及其他周邊國亦落得相同命運。為尋求財政援助,她們不得不向德國及其他核心成員國伸手,無可奈何地厲行財政緊縮,以換取核心國提供援助。筆者4年前在本欄已指出,相關再平衡過程需時至少10年,屆時,希臘的負債只會更沉重,更加無以為繼。希臘債務違約已毫無疑問,問題只是何時?代價多少?
諷刺的是,在歐羅問世首10年,周邊國的工資及價格漲勢比核心國厲害,德國價格及工資原地踏步之際,周邊國卻高速攀升,導致後者的相對競爭力遠遜德國及其他核心成員,結果周邊國的進口量遠比出口量多,經常賬出現嚴重赤字。扭轉乾坤的唯一方法是削減實質工資及價格,造成內部貶值及通縮。這種調整方式會令經濟嚴重收縮,歐羅區周邊國顯然大為頭痛,其中一大問題正是失業率高企。
中央司令部不見蹤影
種種經濟壓力激起熱烈的政治討論,各方就政策取向爭論不休。在不少歐洲國家,左派及右派政黨相繼冒起,從掌權數十年的中間派政黨手上奪取「市佔率」。葡萄牙政局翻天覆地,希臘亦曾有類似遭遇。
與筆者稔熟的地緣政治專家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向來不看好歐羅區,他早已預言,移民問題將會令聯盟各方終於忍無可忍,分裂收場。筆者則較樂觀,皆因歐洲政治領導層無論政見屬左屬右,都堅定支持政治聯盟的想法。借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話,他們為此將不惜一切。筆者認為,儘管機會渺茫且代價沉重,歐盟仍有希望撐下去。
政治及經濟水深火熱之際,歐洲如今又要面對恐怖主義、移民及難民危機。
筆者日前讀到彭博一則報道,指出2014年恐怖主義造成的經濟及人命損失,為2001年以來最高。筆者追本溯源,發現有關結論來自澳洲非牟利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簡稱IEP)的報告。筆者對這個智庫認識不多,但其編製的「環球恐怖主義指數」看來很有意思【圖】。
據IEP計算,2014年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29億美元,為歷來最高,相當於一個小國的GDP化為烏有。
這個數字包括恐怖主義造成的財物損失,受害人的醫療支出及失去的收入,間接成本例如防範及應對恐怖主義活動的開支則沒有計算在內。
單是應對恐怖襲擊的潛在威脅,各國花了多少資源?以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為例,2014年預算就達74億美元;TSA只是多個專注反恐的部門之一,而美國只是其中一個國家而已。
試想想,聘請私人保安人員,加固寫字樓的建築成本,企業高層及員工花費大量時間應付相關頭痛問題及延誤。可以肯定,巴黎恐襲後,恐怖主義的代價只會進一步攀升。巴黎停頓一個周末,損失多少?
重讀舊日專欄文章是很有趣(同時亦往往令筆者汗顏)的經驗,有點像走進時光機,突顯世界時局當年與今日大不相同。
不過兩個月前,筆者在〈德國向難民大開門戶〉一文中探討歐洲難民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其時剛承諾,今年內接收80萬難民,並要求其他國家伸出援手。
這次受「伊斯蘭國」啟發的恐怖襲擊發生後,歐羅區領袖可有推出由上而下的解決方法?沒有,情況剛好相反,各國承諾合作,但卻有預設條件。巴黎恐襲後,歐盟中央司令部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形同福爾摩斯小說中「不吠的狗」,實在值得關注。
恐襲發生前,歐洲團結之心已很薄弱;不過兩個月前,默克爾為首的德國政府與歐盟當局自以為可把一己之志強加於所有成員國,促使她們接收更多移民。東歐國(還有歐洲各地不少民眾)對此極為反感,因而拒絕合作。
結果,隨着德國人漸漸意識到問題嚴重,最初的仁慈慷慨很快就煙消雲散。默克爾開始眾叛親離,執政地位再沒那麼穩固。
在其他歐洲國家……
‧ 希臘再爆發示威,反對歐盟強迫政府推行的緊縮措施;
‧ 葡萄牙親歐羅政府上任短短兩周就下台,被左翼聯盟推翻;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區向分裂邁出一步;
‧ 英國「脫歐」情緒升溫。
「歐洲問題」本已一籌莫展,接着又發生恐襲。
法國寧願孤軍作戰
大家想必認為,真正危機當前,各國自會放下無關痛癢的問題。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e Hollande)的即時反應,理應是向其他歐盟鄰國求助,對嗎?
非也,襲擊發生不出幾小時,他即下令關閉與其他歐盟國家接壤的邊境,由於極為擔心襲擊陸續有來,奧朗德封關基本上就是寧願法國孤軍作戰。當然,法國及後放下戒備,但奧朗德的即時反應意義重大;默克爾及其他歐盟友好在巴黎遇襲後毫無蹤影,同樣值得關注,這並非一個穩固聯盟應有的表現。
所以如此,皆因歐洲聯盟本身並不穩固。在國家主權及義務上,各國的取態南轅北轍,假如彼此無法合力應付難民問題及對抗恐怖主義,又豈能在財政政策上通力合作,維繫共同貨幣,安撫極度不安的選民從而爭取足夠的政治支持?
奧朗德日前正式引用歐盟「集體防衞」條款,要求其他成員國在法國遭遇武裝襲擊後提供援助。這是首次有歐盟國家引用相關條款,具體援助方式如何,根本無人知曉。
歐盟領袖似乎亦遠未能統一戰線,團結一致應對,只承諾願意討論相關問題;另一邊廂,「伊斯蘭國」已着手策劃下一次襲擊行動。這正是那個兵荒馬亂的晚上,奧朗德寧願孤軍作戰的原因;歐羅如今向着解體又走近幾步,亦是出於相同理由。
弗里德曼上周在筆者另一專欄「跳出思維定式」剖析歐洲一體化,論點精闢,甚有先見之明。正如弗里德曼在文中指出,早在巴黎恐襲前,移民危機已鬧得沸沸揚揚:
假如歐洲上下一心行動一致,在移民湧入之初就會派遣歐洲安全部隊到希臘,執行歐盟制定的任何對策。
然而,歐洲既沒有難民對策,亦沒有派遣部隊支援顯然沒有資源應付問題的希臘。歐盟大國首先指摘希臘無能,接着矛頭指向馬其頓;隨着危機向北推進,在邊境架起圍欄的匈牙利也備受抨擊。但當移民離開匈牙利,奧地利宣布要架起圍欄,歐盟大國卻沒有異議。
在金融危機及難民危機衝擊下,歐洲愈來愈四分五裂,各成員國各自為政,沒有人有資格代表歐洲發言,更遑論決定歐洲的政策路線。
弗里德曼真是一針見血,點出歐洲核心金融問題及政治隔閡。歐盟名義上代表整個聯盟發言,但礙於成員間達成共識極為費時,歐盟總是有口難言。只要一個成員國拒絕讓步,決策程序即陷於癱瘓,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極右執政非天方夜譚
歐洲正面臨巨大經濟壓力,政局本已動盪不安, 再發生幾次恐怖襲擊(鑑於恐怖分子屬土生土長,而歐洲邊境又千瘡百孔,再次受襲幾乎無可避免),再加上難民問題(短期內須花費大量資源),中間路線政黨或會失勢。歐洲大國由反歐盟政黨統領不再是天方夜譚,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民調中就力壓群雄。
歐羅區問題本已嚴峻,惟有充分的政治協調才能加以控制,偏偏歐盟最近處處出現分歧,政治協調少之又少。再加上當前難民及恐襲危機,歐洲問題要圓滿解決,即使並非毫無希望,難度也大增。筆者對歐洲任何中間派政黨都沒有好感,他們被選民離棄大概也是咎由自取。但話得說回來,希臘變天後政局更趨穩定,葡萄牙的中間偏右勢力也不見得順風順水。
歐洲問題不知如何了局,實在令人傷感,因為筆者認識且熱愛的歐洲不應落得如此下場。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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