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8日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治中國史所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而士在中國歷史各階段中,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有種種不同。」
士如何定義呢?書中提出「知識分子」,「士大夫」,「讀書人」,「隱士」(無意做官的讀書人)、「遊士」(戰國時代)、「門第子弟」、「農村儒學家」,但自宋以後的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係一白衣,一秀才。」直到清末廢科舉,興學校,教育普及,人人皆讀書,但不是人人可為官。
現代的士,又如何定義呢?士是否再是主持和領導社會的人呢?
錢穆對宋代士大夫最推崇的是范仲淹,名言是:「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代表是北宋開國八十年後,慶曆期間的「時代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這亦是范仲淹的偉大處,錢穆指出范的同代人戚同文即是。
宋朝變法,乃由王室主動,宋仁宗和宋神宗即是例子,范仲淹的十事疏的前四項是澄清吏治:「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擇官長。」目標是「讓賢能者上昇,不肖者下退」。但宋朝開國百年,種種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幾許讀書人的特有權利。
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沒有多少能「以天下為己任」,亦沒有幾個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群起反對,「仕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本是管理之好事,但范只能倉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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