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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6日

凌劍豪 環地視野

不僅膚色的界限︰全球化下族群問題不減

對於美國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員槍殺事件,香港社會多抱「事不關己」的態度,大抵一如某些朋友所言︰「本地事情尚未處理好,何來空暇關心國際?」假如話題一轉,討論近日平等機會委員會希望修訂《歧視條例》的議題時,氣氛自然是另一回事。

《金融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管Jamil Anderlini本周初撰文,指一些曾被美國批評人權紀錄欠佳的威權國家如中國、俄羅斯、伊朗及北韓等,紛紛藉「弗格森事件」(Ferguson Case)向美國「抽水」,卻忘了自身也是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國度。他指出不同種族的人在中國均有一個特別的稱呼︰外國人一律被稱為「洋鬼子」、非洲人被稱為「馬騮」、白人被稱為「老外」、日本人被稱為「小日本」,既不能與中國社會分享「中國夢」,也難以如美國接納中國移民為「美國人」,完全融入華人社會。

族群的意義隨時間改變

對此,Jamil認為這既有如日本侵華及八國聯軍歷史因素,亦因北京近年積極鼓動民族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替代品,以維持政府的權威及認受性。雖然Jamil的分析有一定的學術支持,例如國際關係學者Peter Gries的專著《中國的新民族主義》(China's New Nationalism)就以中美及中日的外交政策為主軸,分析民族主義崛起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如何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雙面刃」,然而這種停留於「國族」的分析卻忽視了全球化對國家及民族概念的影響—例如Jamil的理論便難以解釋近年的陸港矛盾。

人類學家James People及Garrick Bailey曾對「族群」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所謂的族群(ethnic group)泛指一群認為大家擁有共同祖先及生活經驗的人(a named social category of people based on perceptions of shared social experience and ancestry)。傳統的社會學家及人類學家大多會着重後者,即找尋這些共同的祖先及生活體驗,例如共同的生物特徵如血緣及膚色、共同的文化特徵如語言及風俗等,來定義不同的族群。因此,內地與香港人皆是炎黃子孫,自然應該兩地一家親無分彼此。

然而,正如今天我們不會以高盧人稱呼法國人,將愛爾蘭人叫作凱爾特人(但其實兩者均源於同一古凱爾特文化)一樣,族群的意義在現代國際關係系統下出現了根本的改變︰國界成為了我們對於族群分界的想像。特別是民族主義的出現,令代表社會文化結構的種族和代表政治結構的國家二合為一,「一個民族當有一個國家」的想像成為分隔種族最重要的基礎,而「國族」(nation)慢慢地取代族群(ethnic group)成為結構社會的重要身份,這才創造出Jamil 指「中國人也可成為美國人」的條件︰只要他願意接受美國管治,接受美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他自然是一個「美國人」。

更有趣的是,有些新建立的國家更是以國家來定義民族,例如「中國人」便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以往中國並沒有今天「中國人」的概念,只存在漢族、滿族、蒙古族等不同文化族裔,亦因此才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興中會入會誓詞。但民國建立以後,為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民族國家」,民國政府提出「五族共和」並借用清末儒士梁啟超的「中華民族」概念,將五族及其他生活在大中華地區的納入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最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得出「中國人」—漢族加上55個少數民族這族群概念。諷刺的是,假如滿族及蒙古族在歷史上早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興中會的口號概念上會變成「驅除中華,恢復中華」,而蒙古帝國所建立的疆界亦應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領土,中國政府「理論上」也可收回這些地方的主權。

問題是,在當前全球化的社會中,人口流動令國家之下有着不同的文化群組的出現,例如以往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歐洲國家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近年歐美國家亦出現大量來自中國的移民,北歐國家則接受了不少來自北非的政治難民。在區域整合帶動下,以往主權國家的國界隔閡變得相對模糊,德國人可以自由地到羅馬尼亞工作,然後到瑞典旅遊甚至退休。人口自由流動衝擊着以往單一國族的概念,國族的認同危險亦成為當代國家安全研究的重要一環。

正如學者David Held等討論何謂全球化時,指出當下的全球化涉及社會結構的大規模重整,包括國界領土不再是社會活動的規範,時間及空間的壓縮改變了人們對自身歷史及近鄰的看法。

全球化達大同還是民族自保?

樂觀者會認為這將令故步自封的民族主義消失,新建立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則會令世界走向和平而非紛爭;悲觀者則認為這反而會強化民族主義,因為種族形成是保障自身政治及社會權利的最後一根蘆葦,惟有不斷地強化國內不同種族的對立才可確保自身社群的生存空間,爭取自身的利益不受全球化所衝擊。於是,種族間不斷另立及強化對自身及他者的想像,矛盾反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很多人在討論族群問題時援引人類學家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強調族群是一個建構出來的概念,種族的邊界是想像的而非實在的。然而,這其實不過是Benedict Anderson理論的一部分。Benedict Anderson指出,現在民族主義的發源應歸功於大眾傳媒及印刷術,因為它們的文字及書籍提供了大部分人一個確實的「想像」,成為了想像「我者」(self)與「他者」(other)的參照。

同樣地,今天在互聯網的時代,網上的圖片、言論及影像成為了我們分辨「香港人」及「中國人」的基礎,一幅幅在網上流傳的「香港舊照片」成為建構香港身份及文化來源。但同時我們卻也選擇性失憶,忘記一些「他者」的行為其實「我者」也有參與。當然最諷刺的是,這些想像成為了公共政策討論的一部分,並透過法律將想像成為黑與白的事實,區分本來沒有膚色界限的族群。然而,借用Benedict Anderson的框架,「一國兩制」本來已將內地人與香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分野制度化,成為香港人對內地與本港關係的想像。因此,當兩者間的界限被打破,出現矛盾可說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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