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6日
著名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形容現代社會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認為當下的社會被「風險」、「危機」等未知數影響。另一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更直言,現代社會是建築在迎接危機及控制風險為大前提上─諷刺的是這些危機及風險卻是人們追求現代化所產生的。因此,當我們面對伊波拉疫情,第一個問題往往會問「究竟伊波拉會否傳入香港?」、「香港所面對的風險有多高?」
對此,喬治亞南方大學徐建萍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系助理教授馮儁熙博士【圖】直言,要討論風險問題,首先是釐清討論的對象︰「假如你討論的對象是疫區內的醫護人員,他們的風險當然是比我們高。但假如你問的對象是疫區以外的一般人,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風險自然相對地低很多。」
筆者自然明白,處理疾病其實與處理強積金一樣,雖然無可避免但風險也因人而異。然而,國際關係理論強調的新安全挑戰(new security challenge)概念,亦將疫症、環境等問題視為國家安全在全球化下面對的新挑戰。馮博士說,這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於14世紀鼠疫(黑死病)由西亞地區傳到歐洲、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將天花帶到墨西哥及拉丁美洲,以及一戰後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均表明人口流動往往把疫病由一個地方傳播到另一個地方。又例如,霍亂本來是南亞地區的風土病,但十九世紀的跨國航運盛行,卻把它傳遍全球。」
那香港人口密集,人口流動頻繁,所面對的風險不是比以前更高?馮氏解釋,所謂風險及安全與否涉及兩個層面,第一是接觸流行病病毒及細菌的機率,第二是病發及死亡率︰「與以往的時代相比,現代社會在醫療技術、經濟發展、公共衞生等領域均有所改善,人類的平均壽命比以前長。如果以這個角度切入,當下社會自然比以前的社會安全。」
疫區外的風險是錯覺和恐懼
他再進一步補充,指疫情風險往往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明顯地,一個美國醫生到伊波拉爆發地區工作,與一個在美國國內生活的人所面對的患病風險不盡相同。前者面對的是直接的、醫學上的風險,後者面對的往往是因為媒體渲染下的錯覺及恐懼。」
他又指出,雖然我們身處全球化社會,人們亦被互聯網聯繫起來,但資訊不平衡的問題仍相當嚴重。他舉例說,華文媒體在疫情資訊上往往依賴翻譯英語媒體,而英美媒體亦只有疫症臨門時才多加報道。以往在非洲及亞洲流行的屈公熱(Chikungunya),於去年起在加勒比海地區出現爆發︰「屈公熱首次在加勒比海地區爆發,美國媒體並沒有多加報道,華文媒體自然更少提及。」
疫苗研究涉及資源分配
因此,他認同世衞將伊波拉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衞生危機」(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要求國際社會關注事件是一個正確的決定,畢竟至今確診及懷疑病例中已有超過1000人死亡及出現跨國家爆發,世衞是應該向國際社會發出警號︰「如何將正確的公共衞生訊息透過媒體有效傳到社會不同階層,是處理疫情及管理公共衞生的重要一環。」
馮儁熙博士認為,在疫區以外的人往往因為在傳統媒體及互聯網上接觸的訊息不足及不全面,因而對疫情產生不必要的恐懼,特別是當人們習慣了安逸的生活,疫症「突然」來臨時的反差自然特別大。
最後,筆者提出有關疫苗及藥物研發的問題,畢竟伊波拉病毒早於70年代已有案例,但至今國際社會仍停在使用實驗藥物的情況,令人質疑是否因為伊波拉只屬非洲的傳染病,因此已發展國家的藥廠無意加快開發。他認為,國際間資源不平等是既定的事實,現今也沒有有效的跨國機制處理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差異。他不諱言,藥廠也要確保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及利潤下才會開發疫苗及藥物。即使是政府及大學的研究部門,在處理疫苗及藥物開發上也有優次之分︰「研究新藥需要金錢、技術及意願,在研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較切身的研究先作撥款亦無可厚非。」
受訪者:喬治亞南方大學徐建萍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系助理教授馮儁熙博士
採訪、撰文︰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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