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2日
對於是次服貿爭議,部分分析的矛頭指向台灣新生代對於中國大陸的反感,以及台灣本土意識高漲有關。事實上,是次學運領袖陳為廷亦表示不明白為何「兩國論」是有爭議的議題,民主體系亦與國家自主一體兩面。
然而,分析台灣的本土性不能簡單二分為「親中─反中」,當中的「本省─外省」︑「戀日」、「城鄉矛盾」等議題,亦構成了台灣複雜的身份認同。近年不少台灣電影均以重構「本土」的概念為主軸,如魏德聖的《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以及最近的《KANO》,均是上述三個概念交織的「文本」。
同樣,《艋舺》不僅止於一部台灣黑道仇殺電影,而是訴說地域和世代兩個面向牽雜紛擾的衝突,從而反思台灣社會變化的作品。艋舺是現台北市萬華一帶,日據時代,被日本政府易名為萬華,但本省人今日仍多稱該區為艋舺。「艋舺」(monga)原為平埔族語,意指「小船」,因該區有港口,通商便利,成為現今台北市的發源地。電影《艋舺》的故事背景則始於1980年代,艋舺一帶黑道中的兩大角頭──廟口和後壁厝,面對外省幫派介入,數股勢力之間的地盤爭奪和恩怨情仇。
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在台施行「皇民化政策」;及至1945年,日政府交出管治權,台灣由被本省人視為外省政權的國民黨接管。電影中,艋舺祖師廟廟口老大Geta(馬如龍飾),正處於這一個時空交接當中,代表着那一輩台灣本省人的複雜身份認同。Geta崇尚日本武士道精神,據說年輕時曾以一雙木屐打倒數名持刀刺客,似乎隱喻他的「日本情結」。Geta堅信手槍是下等人所使的武器,因此約束手下只許使用冷兵器對敵;結果,他卻正是遭廟口角頭叛徒──和尚(阮經天飾)──開槍擊斃。Geta所面對的,是外省的介入;在電影中,具體的呈現是本省黑道與外省幫會的角力,事實上,也是那一輩台灣本省人面對的新時代的衝擊。「時代變了」,正是這句話說服了和尚,認為艋舺的未來,只有內、外省勢力通力合作一途。和尚是廟口角頭中的少壯派,在外省黑道分子的游說下,毅然背叛廟口角頭,槍殺了以Geta為首的老一輩,為艋舺的「改革開放」清除阻力。
《艋舺》的宣傳文案如此介紹:「《艋舺》講的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過程、一個社會變化產生的各種衝擊和效應。這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訴求,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人們,都能輕鬆地進入劇情、同感劇中人物的悲與喜。」如此說來,艋舺是台北西南端的一個小社區,也是台北,也是台灣,也是當代全球化下大部分城市和國家的寫照。
資本主義包含自我修復的能力,每當遭遇體系危機,能通過重新分配資本和商品作自我挽救,甚至借勢擴展至新一歷史階段。學者David Harvey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以地理學加入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解資本主義與空間的關係;按David Harvey的說法,當代全球化是「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是全球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擴展的過程中,對空間的重新分配和收復,讓其運作模式與邏輯推展至全球。最簡單而具體的理解─為了使商品和資本更便於流通,過往修橋鋪路、興建鐵路港口,收復原來荒蕪的空間,改造成資本樞紐;而在當代全球化,則更多以打通國界邊境、區域結盟、訂立貿易協定來進行,事實上也是一種對空間的整理。
在這種理解下,現在看《艋舺》饒有另一重意義,因為一個空間的開放、重整和併合,往往並不如表面般簡單,而服膺於資本主義的一套法則和邏輯,是政治為經濟服務的工程。階段的進展是大勢所趨的必然,我們無法以固守地盤為名排斥一切外力的加入和合作,但有必要加深一層對空間、世代重整的理解。正如《艋舺》的主角蚊子(趙又廷飾),跟和尚一樣,也是廟口角頭的新生代之一。蚊子有個心願,要到日本走一趟去看櫻花,但他心裏明白,在艋舺,還有些價值必須由他去捍衞。
撰文:梁振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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