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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2日

陸錦榮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美科技制華 反轉全球產業鏈

中美「貿易戰」發展至今,美國始終未能在貿易利益領域嘗到真正甜頭,如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高科技發展領域進行無情打壓,捏痛中國發展「要害」,相信是藉此迫使中國在談判上「就範」,更乘勢鞏固美國在科技前沿領域的優勢,以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的戰略目標,一箭雙鵰。由此來看,即使中美在幾經波折的道路上達成「貿易協議」,但兩國在高端科技領域發展佔先的競爭,恐怕會以露骨的國家戰略進行遏制與反遏制長期「鬥爭」,牽動全球產業鏈重新布局。

上月,特朗普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美國電訊商裝置華為或中興(00763)的通訊設備,對中國築起一道高科技高牆,防範中國企業技術超趕之情,毫不掩飾。

從歷史看,美國取代英國,成功走上大國崛起與繁榮之路,主要靠實行關稅保護主義,為國內工業締造生存和發展條件,以壯大報酬遞增的高端工業生產為目標,以關稅保護作手段。據十九世紀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皮塞.斯密斯(Erasmus Peshine Smith)提出,高工資與高利潤可以並存,而高比例工資反而是廉價生產的指標(見其著作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廉價生產得以實現,則是來自科技進步。

白宮奉行 科技強國

促進報酬遞增的高端生產活動,不僅是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並讓勞動力分享科技進步成果得以提高工資。工資提高反過來又刺激科技進步,直到高端的生產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後才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戰略。這個「美國經濟」學派所主張的強國發展戰略一直為美國所奉行,透過佔據不受挑戰的科技領先地位,作為國家安全和繁榮的基石,至今仍體現在白宮鷹派官員的行為中。

仔細觀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出現顯著結構性改變。訊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使生產活動的技術核心部分跟其餘生產環節在國家層面出現「分離」。發達國家控制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低附加值、低進入壁壘的勞動力密集生產環節。過往,中國以加工貿易和引進外資途徑,加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這種發展模式肯定無法走出低端生產的命運,強國之夢無從談起。

2014年11月,中國首次把全球價值鏈的議題引入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之中,提出「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等,致力營建有利於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政策環境和附加價值貿易資料庫。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中國製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製造強國戰略,高度刺激美國政府的戰略神經。

華為中興 摒諸門外

2017年11月,美國參眾兩院提出改革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去年8月,FIRRMA法案作為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NDAA)的一部分,經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不僅擴大了CFIUS對外國資本投資美國敏感行業進行審查的權利,並將現有出口管制體系未覆蓋的新技術納入管控範圍,並明確禁止美國政府部門使用中國華為與中興兩家公司的產品。

近期,中美兩國在高科技領域佔先發展的競爭和衝突,可能使兩國陷入科技冷戰,不必複述。在美國高關稅和技術出口強力管制下,若局面不變,勢將令全球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出現重組。

由於高科技產品的生產是迂迴性和模塊化,產業鏈條拉得很長,難免使產業鏈重新布局受到大範圍的震盪。以華為2018年底公布的主要供應商名單為例,名單中有全球92家企業。其中,美國逾30家,包括高通、英特爾和博通等半導體企業;亦有微軟和甲骨文等軟體巨商;日本逾10家,包括東芝儲存器、索尼和三菱電機等,彼此業務交叉牽連,一旦遭外力強行「斷鏈」,不僅為華為及其供應商帶來經營困擾,更撬動當前全球產業鏈的穩定秩序。

龍鷹相争 沒有贏家

從生產分工角度看,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到二十世紀中葉,包括日本和南韓的崛起,當時,國際分工與貿易幾乎是以部門分工貿易為主,亦即是以初級產品與工業製成品進行交換,嚴格來說,是農業國與工業國進行水平產業分工。在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下,工業國的整條產業鏈都在一國之內,最終產品和國內的產業鏈幾乎可以充分體現一國的科技水平和力量,因而若對個別工業技術水平較低的經濟體進行技術封鎖,或者可以發揮一定的威懾和單邊破壞作用。

然而,如今在全球化與模塊化生產下,產業鏈拉長,雖然製造業的核心技術和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面出現分離,不過,即使控制產業鏈上端的核心技術生產,仍然無法獨善其身於產業鏈的整體生產之外,脫離千絲萬縷的貿易交換關係。在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下,美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遏制,對技術相關產品進口加徵25%關稅,可能加大在中國布局的企業,尤其高科技企業外流的壓力,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優勢,但自身經濟也受到分工的牽連性損害,徒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戰略目標成為畫餅,並殃及全球經濟增長。

 

科技巨企捲入政治風波事件

美國封殺華為

‧ 自2011年起,華為就多次被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指控協助中國進行針對該國的間諜活動,例如在其產品中安裝後門程式以讓中方監控。

‧ 2018年起,美國開始以國家和網絡安全為由,建議國民避免使用華為產品,多個歐洲國家和澳紐也重新檢視與華為在建造5G網絡上的合作,甚至直接拒絕華為參與。

‧ 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其用以管制個別進口商品的「實體清單」(Entity List)。雖然當局隨即延遲實行此措施,但Google、Facebook等科技巨企已開始限制華為產品使用其軟件。

 

三星捲朴槿惠醜聞

‧ 2016年南韓時任總統朴槿惠因容許其閨蜜、沒有公職的崔順實干政而遭調查,期間檢察當局發現朴崔二人曾運用公權力向多間財閥索賄,其中要求三星電子提供數以十億韓圜計的賄款及贊助崔順實女兒鄭維羅的馬術訓練。

‧ 檢察當局在2017年2月就上述罪行正式起訴三星會長李健熙的獨子、主管三星電子的副會長李在鎔,以及另外數名三星電子的高層。

‧ 2017年8月,李在鎔一審被判行賄、挪用公款、作假證供等5項罪名成立,判監5年;但到2018年2月,二審推翻了部分判決,令這名三星「太子」刑期大減,最終獲當庭釋放。

 

歐盟重罰Google

‧ 2010年11月,歐盟首次引用《歐洲競爭法》(European Competition Law),調查Google壟斷搜索引擎市場的行為。經過5年調查,當局認為Google的搜尋演算法確實有壓低其競爭對手產品的觸及率,最終Google在2017年被罰款24億歐羅。

‧ Google至少有另外兩次被歐盟指控利用不公平的條款,限制競爭對手在某些網站上置入廣告,以維持其Google Adsense在業界的領導地位;Google又被指控營造Android作業系統在手機市場的壟斷地位,阻擋其他對手的同類服務。這些官司最終讓Google被罰款逾80億歐羅。

 

fb間接影響美大選

‧ 2018年3月,英國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揭發不適當地取得Facebook用戶的私隱資料,然後供給加拿大數據分析公司AggregateIQ來分析,並用於左右美國選舉、英國脫歐公投等政治事件,惹起重大爭議。

‧ 受事件影響,Facebook在短短數日內蒸發了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市值,令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urg)要連番發表聲明道歉救火,亦要到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向議員及公眾解釋事件。

‧ 最後事件以劍橋分析破產告終,但對Facebook的長期影響依然存在,令其當年第二季度的用戶量增長明顯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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