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
印度正舉行國會大選,投票橫跨一個半月至本月19日才結束,這次號稱地上最強選舉,被視為總理莫迪經濟學的一場公投,決定他能否連任。為了催谷選票,莫迪領導的人民黨在投票前夕開出期票,表明現時逾2.6萬億美元的印度GDP,到2024年將翻倍達5萬億美元,最快2030年升至10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國,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莫迪在2014年大選中大勝,當上總理,當時印度GDP在全球只排第十,去年升至第七,若今年印度經濟保持約7%增長,可一口氣超越英、法,晉身全球第五,只要GDP再翻一番就有望超越德、日,故攀上第三並非不可能。
高學歷失業遠高於低學歷
印度的雄心不只要成為全球第三,且相信未來能挑戰全球第二的中國,強大信心源於人口紅利。中國40年改革開放成功,主因之一是擁有年輕而廉價的勞動力,現在人口正急速老化,昔日紅利今變人口包袱。相比之下,印度正處於人口紅利黃金期,2016年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27.6歲,較中國的37歲「年輕」了10年,六成半工作人口在35歲以下,且人口預計由現時13.6億,持續增長至2050年的17億,年輕勞動力供應不絕,人口紅利至少有二三十年。
不過,若不讓年輕人口有工作、有發揮,隨時未見紅利而先成社會動亂根源,北非國家埃及、突尼斯正受此嚴重困擾,印度人口紅利要發揮,莫迪先要根治兩大障礙,一是社會不平等,二是政府效率低下。
印度國民識字率72.1%,遠低於中國96.4%,其中男性80.9%、女性62.8%,識字率偏低反映勞工質素問題,更反映男女不平等。就如大家常聽到的,在印度強姦案中男性罪犯獲寬容,女性受害者反而不獲同情,社會對女性的貶低在職場上亦極嚴重,導致印度適齡工作女性就業率不足30%,遠低於中國60%以上,女性工作能力難以發揮,印度就少了半邊天。
另一個不平等是階級不平等。印度法律雖禁止種姓制度的歧視,但歧視依然,最高種姓階級的婆羅門佔人口2%至5%,卻佔據政府和司法部門中超過70%職位;最低種姓階級賤民和次低階級首陀羅共佔人口近七成。不同階級獲不同社會待遇,直接影響教育、通婚、財富分配,造成社會流動性極低,低階層民眾的生產力受嚴重壓抑。此外,邦與邦之間差別極大,亦不鼓勵民眾流通,加上種姓歧視,印度農民不像中國般可湧往城市、東部尋找較佳工作,難彰顯廉價勞動力優勢。
無論莫迪如何聲稱每年創造以百萬計職位,外電披露印度政府內部報告,指失業率在去年升到6.1%的45年新高,而且與一般現象相反,大學以上學歷年輕人失業率高達35%,低學歷年輕人失業率只6.2%,反映印度缺乏具中高檔產業作經濟火車頭。
要破除人口紅利障礙, 莫迪要有克服深層次矛盾的魄力,但印度政府不單不是打破障礙的鎖匙,反而是障礙的根源。基礎建設如經濟的血管,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首重道路、港口、電網等建設,印度基建現在仍嚴重落後,公路網只覆蓋半數國土,且品質甚差,高速公路里數只及中國1%;鐵路極度擠迫,電影就常有乘客坐滿火車頂的鏡頭;經常停電是印度生活的日常;衞生環境差劣則是外國僱員拒絕出差印度的最常見理由。基建落後是表徵,內裏是政府領導無方而規劃欠奉、官僚無能而導致基建拖延及質素低落,基建不通造成經濟血管閉塞。
既得利益把持 抗拒開放
莫迪上台並非不謀改革,而是眼高手低。他突然廢除印度的大額舊鈔,以圖掃黑金、反貪腐、清偽鈔、增稅收,讓佔印度GDP五成的地下經濟浮上水面,目標宏大但卻遇既得利益者抵制、中小企商人反對,造成「現金荒」重挫經濟;推動拖延多年的增值稅改革,以一刀切的商品及服務稅取代苛捐雜稅,便利營商,但因政治利益阻撓、官僚無能,增值稅弄得異常複雜,中小企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印度奉行民主多年,但各種既得利益、政黨利益糾纏,令真正改革卻步,莫迪執政5年,一半國企仍虧蝕,但改革緩慢,推出的土地法及勞動法改革,因反對者眾而改由地方自訂。印度地方政府由地主、高種姓階級、既得利益政黨、官僚把持,抗拒開放與競爭,並非如中國地方官般着力追求GDP以求政績升官,莫迪向下放權改革無疑不改革。
這是否意味莫迪要輸掉選舉?那又未必,因莫迪的對手國大黨的往績更不堪,加上莫迪在大選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向貧窮農民派錢、給中產減稅,又越境空襲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挑起印巴衝突,派錢實利及民族情緒高漲,為莫迪民望打了興奮劑。要用政治小手段催谷選情,更顯莫迪經濟學的困境,難成印度經濟強勢崛起的依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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