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
過去數年,很多人及國家領袖都視全球化為一個有待清除的禍害,反而支持保護主義及單邊主義。這與不久前全球化廣泛地被視為正面力量的情況截然不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全球化的關鍵項目包括跨境的貨物、勞工及資本有更大流動性,每個項目都確保對整體經濟有利。自由貿易容許不同國家將他們相對的優勢資本化,帶動所有參與國家的經濟表現及前景。移民能為社會,如老齡化社會,注入多樣性及動力,同時減少資源國家的貧窮問題,例如在外勞工滙款到家鄉,為家鄉賺取外滙等。外商直接投資(FDI)則能創造就業,帶動研發,產生稅收及提高競爭力。問題是這些好處並不必然令各階層受惠,例如移民會令目的地國家的低技術勞工薪酬受壓,容許企業將營運轉移至低薪酬市場,移除貿易壁壘亦有同樣的影響。即使是跨境投資亦有負面影響,國內的參與者須苦於與外商競爭。
這些因素加深了很多國家的不平等情況。例如美國,由密歇根州至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製造業地區,亦是工業衰退的鏽帶(Rust Belt),當地低技術勞工數十年來薪酬沒有增長;相反,來自華爾街及矽谷金融及科技行業的高技術勞工,無論是當地勞工及外國勞工,就能享受薪酬急漲。經濟開放推動整體經濟同時,也需要確保這些好處公平分布,或最起碼要確保不會有部分群體受過度傷害。
很多經濟學家爭論,要做到這點,就要採取重新分配的政策,一般來說就是透過稅制。不過該政策在政治上若非不可能,就是非常困難推行。
另外一個方向在政治上更有效,但會對經濟及社會造成破壞,就是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採取的民粹主義取向。這取向為選民的恐懼及不滿作出過分簡單的解釋,例如怪責移民或有貿易盈餘的國家,並提出簡單解決方法,如興建圍牆及入口障礙等。
科技取代人手影響更大
特朗普將鏽帶勞工的怨氣推諉於國際競爭,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事實上科技的取代有着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因為這因素難以妖魔化,所以常常被無視。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進行極端及不符合道德的反移民政策,例如將在南部與墨西哥接壤邊境的非法移民兒童與家人分離,有關政策近來已被叫停。
同樣地,在很多歐洲國家,抵抗全球化被轉化為惡毒地反對難民,更別提愈來愈多人抗拒歐洲一體化。奧地利、匈牙利及意大利的選民都選出在競選時就明確反移民的政客;英國2016年脫歐公投,亦反映民眾拒絕歐盟國家之間自由出入。
受單邊主義甚至在某程度來說是獨裁主義的支持,抵抗全球化的勢力不僅阻礙各國取得經濟開放的優勢,同時亦削弱了國際合作的架構,這個合作架構令世界自二戰以來近四分三世紀保持相對的和平。
要扭轉這個趨勢,需要明確地反對輕視民主價值的政策及否定實行這一套的領袖,同時亦需要努力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真正負面影響,其中須由處理過分不平等的收入分布開始,制訂碳排放代價、對國際金融交易實施杜賓稅(Tobin Tax)等方式會有效。筆者所屬的國家日本,可能需要考慮直接調高薪酬。
今天已全球化的世界距離完美還很遙遠,但保護主義及孤立主義政策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差,特別是如果這被利用作為否定移民及其他人基本人權的藉口,後果更嚴重。政策平衡的目標在於獲得開放的優勢,並確保優勢能令各階層受惠,今天未必是對政治最有利的選項,但對經濟及社會的未來則非常有益。
本文原載於Project Syndicate網站,本報經網站授權翻譯刊登。
Koichi Hamada 耶魯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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