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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5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土耳其政變:凱末爾主義的末路?

上周土耳其爆發流產政變,震驚世界。震驚的不是政變本身,因為軍隊以「超然」姿態發動政變捍衞國體,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常態。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對政變重手反擊,一舉整肅國內軍隊、法官、教授、教師、媒體,涉及人數達數萬之多,才真正令人吃驚,對國體的影響,才更像一場政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欄不久前才談及埃爾多安在位期間,如何調整土耳其的內政外交主張(見本報6月30日A24頁〈再伊斯蘭化 恐怖主義溫床〉)。這次政變失敗,可能令土耳其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長期鬥爭畫上句號,因為作為土耳其立國基礎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已元氣大傷。

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脫胎自鄂圖曼帝國,由「共和國之父」凱末爾將軍(Mustafa Kemal Ataturk)制定的國策,包括六大原則:

1.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廢除蘇丹、哈里發,實行共和,確立選舉政府、三權分立、法治等一系列現代共和政體特點,不同民族被統合在共和國內,令土耳其成為穆斯林世界中最西化的國家。

2. 平民主義(Populism):這並非民粹主義,而是公民主義,即國家主權和社會利益皆以「公民」(Citizenship)為歸依,與宗教信仰、世襲王權等無關 。

3.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多民族、多信仰的「後鄂圖曼帝國人」達成「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共識,無論民族、宗教信仰,凡是擁護「土耳其民族價值」者,皆屬土耳其公民,享有相應公民權利。

4. 世俗主義(Secularism):鄂圖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土耳其則把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分隔開,宗教自由受法制保護,但不得干涉世俗政治和生活 。

5. 國家主義(Statism):土耳其經濟現代化必須由政府主導,政府須管理國家經濟規劃,包括在私人經濟領域失衡時主動介入,以維護國家利益。

6. 改革主義(Reformism):在凱末爾眼中,鄂圖曼帝國的社會制度是落後的象徵,現代化的方向由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都必須是西式社會改革。

凱末爾主義的誕生和延續,與凱末爾本人及土耳其軍隊、社會精英分子(又稱「凱末爾黨人」)的理念和利益一脈相承,也與當時的國際格局有關。那些堅持西化立場的政商精英,在凱末爾時代已成既得利益者,傳統宗教勢力則成為對立面,左派則對兩者都反感、而傾向蘇聯,因此當權派只有向西方更積極一邊倒。

「新鄂圖曼主義」抬頭

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結構,卻開始出現質變。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昝濤是華語學術界土耳其研究的權威,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再分配、民族宗教矛盾、全球權力轉移等問題,都令土耳其難以獨善其身。有一派土耳其精英開始提出「去凱末爾化」,推手除了埃爾多安,還有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達武特奧盧曾任土耳其外長及總理,亦曾是正義與發展黨(AKP)黨魁,2001年出版Strategic Depth一書,批評凱末爾主義下的全盤西化,實際上限制土耳其的外交戰略空間,與中東周邊各伊斯蘭國家產生隔閡。他認為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土耳其的外交戰略應有三點新定位,這被稱為「新鄂圖曼主義」(neo-Ottomanism):

1. 當全球朝多極方向發展,土耳其需要從意識形態上擺脫「唯西方論」,轉而從自身視角出發,尋求大戰略定位,充分參與地區、國際秩序的重建。

2. 土耳其要重新構建與「東方國家」、尤其是周邊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在宗教文化和地區秩序兩方面,都應重新成為區域中樞(即鄂圖曼帝國曾扮演的角色)。

3. 土耳其的大戰略是藉與穆斯林國家的密切聯繫,和與西方國家的政經合作,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溝通東西,實現土耳其「中等大國」的復興。

「新鄂圖曼主義」雖然是外交方略,但其實直接觸及土耳其的根本社會矛盾,與凱末爾主義存在顯著差別,也否定凱末爾的「全盤西化」。AKP之所以能在過去十年將這戰略付諸實踐,全因善於利用國內矛盾。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傳統精英,雖然對國家現代化貢獻良多,但同時造成國內資源分配不均,傳統穆斯林信仰也被壓抑。隨着土耳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不斷增長,一大批中下層土耳其人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新晉精英,但與傳統精英格格不入;農村地區為數眾多的傳統穆斯林社群,也開始利用選票發聲,並以復興伊斯蘭教為反精英的連結。AKP的崛起,就是作為上述新晉精英和農村社群的代表,自我賦予取締傳統精英的使命。

激進穆斯林勢加速崛起

這次「反政變」之所以和歷來政變不同,一來在於經過AKP暗中宣傳多年,凱末爾主義的群眾早已被削弱,民眾受埃爾多安的講話片段號召上街,迅速令軍方成為群眾的對立面,失去從前的光環。二來無論是歐美還是俄羅斯,都第一時間表態支持埃爾多安,因為根據「新鄂圖曼主義」,土耳其已成為東西之間的關鍵國家,比從前有更多討價還價實力。三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中東亂局四起,人民普遍害怕進一步動盪,情願有強人出現穩住局面,令埃爾多安的一切整肅都得到默許。四來凱末爾主義從前得以成功,有賴傳統精英控制媒體,現在埃爾多安卻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傳播傳統精英的種種陰謀論,更利用群眾公然羞辱軍官、法官、學者,這對傳統精英的社會威望,造成致命打擊。

整肅過後,埃爾多安代表的新興勢力,幾乎肯定取代凱末爾主義,成為土耳其的主流聲音。激進伊斯蘭組織也必然加速崛起,與埃爾多安政府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問題是凱末爾主義被擊垮,埃爾多安也不可能長治久安,因為激進伊斯蘭主義只要有魅力領袖出現,可能比他更有群眾基礎;而沒有凱末爾主義的屏障、軍隊和傳統精英的角色,激進分子通過一次選舉或起義變天,就變得可望可即。土耳其的未來,令人愈來愈悲觀。 


(編者按:沈旭輝最新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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