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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9日

鍾樂偉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

南韓教堂寺院成政治避難所

近年有南韓明星訪港,香港的「哈韓一族」往往從他們抵港開始,一直追蹤着他們的行蹤,目的是為了可近距離與他們的偶像接觸。但原來,這些韓流明星在香港掀起人氣高潮的能力,絕不是明星與娛樂界的專利。曾幾何時,一批非明星背景的南韓人,史無前例地在香港鬧市中,舉行了一場遊行示威活動,結果導致香港警方需要施放催淚彈驅趕他們,並呼籲市民不要前往示威地區。

那就是2005年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時,一班南韓農民為反對世貿協議中要求開放南韓農業市場,導致他們生計受損,因而在香港街頭進行了「三步一叩」苦行方式前進,還有武力搶去警方的鐵馬,與警察對峙。這一次韓農示威者,在香港展現了韓式示威活動的特色,包括組織嚴密、有一套完善的戰略衝擊警方防線、有規律地按鼓聲前進和後退,還有是精密地排練每一個細節,韓農的示威方式,衝擊了香港社運界固有示威活動的想法,到了2009年反高鐵示威情況時,主辦者也受當年韓農的示威組織的啟蒙,開始學習他們的抗爭方式,也使香港示威抗爭文化出現了質變。

其實,南韓人的抗爭示威文化,大多都是在八十年代以後,南韓民眾經歷過1980年518光州抗爭運動後,因為不滿獨裁者全斗煥以血洗屠城的方式壓抑民眾對民主的訴求,結果衍生了「你愈暴力,我就更暴力」的武力抗爭方式。518之後,南韓年輕一代不再選擇「和理非非」的抗爭策略,取而代之是衝入美國駐釜山文化館中放火、對在首爾的美國大使館投擲土製炸彈,或向警察投石與擲汽油彈等等,都是反映出這些較激烈的抗爭方法,與八十年代以後學生及工人成為抗爭的主角後,才普及化。

血腥鎮壓勢「我更暴力」

八十年代以前,由於宗教團體被視為南韓民眾抗爭活動的主辦者,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或佛教團體,都是抗爭路上的中堅。由他們主導的反政府抗爭中,靜坐、集會、發表宣言、燭光悼念活動與祈禱會,都是當時南韓民眾抗爭運動的主流模式。而且,由於宗教擁有一定道德光環,任憑當時的獨裁者有多放肆與傲慢,也不敢貿然以武力鎮壓,以免招致國際抨擊,影響政府形象。所以,雖然八十年代以後南韓民主抗爭運動上轉趨激進,宗教團體不再扮演主導者的角色,但他們被視為道德底線的特有身份仍然生效,往往成為了抗爭者最後的「安全地帶」,逃避獨裁者追捕的避難所。

最有名的例子是明洞的聖堂,特別是金壽煥樞機的座椅,與韓基總的禮拜堂,就是南韓民主運動的「聖地」。當時,很多很重要的民主運動示威與集會,都在這兩個地方出發,因而慢慢成為標誌着南韓民主運動的發源地。當民主運動到了頂峰的 1987年6月份,不少大學生因逃避政府的捉拿,曾經佔領過位於明洞的天主教堂 6天,稱為「明洞六天」,突顯教會在民主運動中,具有「避難所」的角色。

另外,除了天主教,位於首爾市中心的曹溪寺,這個名字近年也經常在媒體上出現,就如去年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委員長韓相均,因為被南韓政府指控他主導了一場大規模反政府的暴力抗爭活動,被政府通緝。為了逃避追捕,他走到曹溪寺尋求政治庇護。像韓相均這樣的例子,南韓數十年來的民主抗爭活動歷史上,比比皆是。八十年代時,不少大學生為逃避獨裁政府的追捕,在無路可退下,走進曹溪寺裏躲避,當中不少學生,在留寺後被法師啟蒙,決定皈依我佛成為僧人。

從南韓民眾抗爭的歷史來檢視,像曹溪寺這些獨有地方,往往成為從獨裁轉往民主之路的關鍵場所。雖然自民主化以後,曹溪寺曾多次公開表明拒絕協助抗爭者尋求政治庇護,亦無意介入政治紛爭,但往往在公民抗命的歷史關口時,它們還是會以正視聽,站在保護群眾的一方,為他們提供最重要的「避難所」。

鍾樂偉_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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