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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9日

凌劍豪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集體暴力由國家到城市

2014年,《時代》雜誌撰稿人Darlena Cunha為密蘇里州弗格森騷動(Ferguson Unrest)辯護時指出,「和平示威只是被主流所接受的人的專利」,暗地表明有色人種發動騷動的正當性。2016年新春伊始,香港旺角也發生了一場警民衝突,有媒體將之評為「暴動」,亦有媒體將之淡化為「事件」。筆者無意介入討論本地政治及孰是孰非,畢竟這不是筆者的專業。但從宏觀的比較政治學出發,近年的騷動似乎代表着「暴動」作為社會現象的轉向。

要定義「暴動」,少不免要援引美國已故知名政治學者堤利(Charles Tilly)的名作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對於區分集體暴力事件(Collective Violence)與暴動的原則。

事件屬性顯當局態度

按堤利的定義,集體暴力事件有着以下三個特質︰(1)對人或物件造成即時的傷害;(2)有兩名或以上的肇事者參與;(3)肇事者間某程度上有一定的協調及組織。堤利認為,「暴動」是一個政治用語,多是當權者用於那些他們不接受或容許的集體暴力事件;假如事件是屬於當權者可容忍的程度,政府往往是「示威」、「抗議」等較中性字眼定性事件。另一方面,集體暴力事件與一般的犯罪不同,因為犯罪是有法律明確定義,以及政府有責任先行偵測及施以懲罰(Detect and Punish)防止罪案發生。但集體暴力事件有一定程度的即時性及不可測性。因此即使最終有部分參與者也許都被定罪,它在本質上與犯罪有所區別。

假如要寫一場集體暴力演變史,大抵可以羅馬時期的刺殺凱撒開始談起,到南北內戰時期紐約徵兵暴動(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但這未免過於冗長有所失焦,因此本文將集中討論近代集體暴力的演變,以及當中的重要啟示。

今天在香港我們不時聽到抗爭者要求「對準政權」,冀成為行動的「最大公約數」,然而對準政權的要求不過是早年集體暴力事件的特質,冷戰後的集體暴力往往並不對準政權。據學者Earl Conteh-Morgan的分析,近代集體暴力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冷戰時期因着兩強對峙下所衍生的集體暴力事件,包括不同形式的左翼及右翼游擊隊的奪權運動及政變;第二種是解殖框架下所衍生的民族主義運動及民族改造運動;第三種則是後冷戰時期因着不同的議題及組織衝突所衍生的集體暴力事件。

誠然,冷戰時期的暴動背後往往有帝國主義的身影,例如針對本港六七暴動的分析不時會提及背後「外國勢力」的介入,暴動本身成為了美蘇代理人戰爭的一部分。Earl Conteh-Morgan指出如前葡國殖民地莫桑比克的衝突方─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及莫桑比克民族抵抗運動,背後正是代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角力。雙方先後組成游擊隊,最後爆發內戰。而結束這些內戰或準武裝衝突的方法往往是美國或蘇聯單方面介入以防止政權倒向另一方,格林納達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便是當中的表表者。

除了與兩強冷戰角力有關的集體暴力事件外,Earl Conteh-Morgan指出另一種常見的集體暴力事件,涉及解殖後國內精英角力和民族主義運動。眾所周知,解殖運動涉及重新定義國家下不同民族的角色、國家資源分配及權力體系的重建,而這往往是集體暴力事件的導火線。以東南亞的集體暴力事件為例,馬來西亞的排華運動涉及華人與馬來人的資源分配問題,赤柬運動涉及國家的意識形態定位及社會大改造。這些暴動同樣地由一個小事件開始成為全國參與的集體暴力運動,而死傷數字往往是不能夠想像─單是1945至1994年50年間,估計有1000萬人死於這些集體暴力事件以及進一步的游擊戰下。

冷戰結束後及後冷戰框架的出現,令集體暴力事件由全國往往縮小到以城市為單位,暴力的模式也由游擊戰回到城市戰場的暴力示威及抗議。因為抗爭的規模不屬全國,因此從數字上反而比冷戰時期為多,而理據亦可以變得多樣化︰有的是威權國家因失去了列強關顧的光環變得脆弱,或強人政治在冷戰後變得無以為繼,民眾因對政權失去耐性要求改革,最終發生城市暴動推翻舊政府;有的是希望爭取更多的平權或要求社會公義不果,最終選擇暴動希望放手一博;有的回到民族之間的仇恨及傷口,希望以暴動的方式爭取民族的權益,或是同時破壞與建設以求更大的政治籌碼。

網絡交流 禁無可禁

除了集體暴力事件的因由及規模有所改變外,集體暴力事件的行動方式及難易程度也因應科技作出改變。

堤利分析集體暴力事件的相關文獻時指出,分析及處理集體暴力事件往往有三類不同的手法︰針對破壞性思想的出現、限制發動暴力的機會或提升其成本,以及防止抗爭者之間的訊息聯繫及交流網絡的出現。在沒有資訊科技的年代,這些限制相對容易,透過控制大眾媒體的訊息,透過城市改造限制流動,限制武器知識及技術在社會流通等,均有效阻止大規模的城市暴行出現。

然而,正如沈旭暉教授分析旺角事件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令虛擬世界可以自立為「國」,參與者可以不理現實世界的障礙得到所需要的知識及技術,而社交媒體下參與者之間訂下的「社會契約」比起哲學家們提出的「社會契約論」更為實在。控制訊息及限制「志同道合者」建立其個人網絡, 甚至在虛擬世界上建立「國家」已不可能,現實政權只可以透過不斷提高集體暴力事件參與者的參與成本或減少誘因,來降低集體暴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但問題是,要提高成本減少誘因,不是「以武制暴」/「以暴易暴」,便是開放政體以求將反對聲音吸納其中。當後者被視為此路不通,前者得出的結果可以是適得其反。博弈論中有一個名為「軍備競爭」的模型,指出一方的武力提升只會令到另一方必須提升自己的武力以求存。但這又是否我們希望見到解決集體暴力事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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