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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0日

凌劍豪 環地視野

美國初選整合出黨國利益

若非紐約市前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表示考慮以無政黨支持下參選,大抵國際媒體均認定這次選舉將是特朗普(Donald Trump)與希拉莉(Hillary Clinton)之爭。根據路透所作的民調,特朗普現時的全國支持度比第二位的克魯茲(Ted Cruz)高近10個百分點,勝出黨內初選似乎沒有懸念。但假如白宮之戰是由特朗普與希拉莉之爭,民主黨希拉莉的全國支持度較特朗普高2至10個百分點,民主黨的選情似乎又看高一線。

了解美國選舉制度的讀者當然明白全國支持度並不等於一切,首先美國總統選舉是以選舉人票制而非直接選舉為勝負基礎,2000年的戈爾(Al Gore)的經歷早為國際媒體上了一課美國政治課,也一直被一些政客及媒體視為美國反民主的例子。另一方面,要成為兩大政黨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各參選人需要贏得黨內初選,得到全國代表大會確認後才正式代表該黨參選總統大選。而美國國內不少分析均指出,共和黨的總統提名程序或會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在7月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前沒有一名候選人可以得到過半數支持,要由百多位超級代表人(Superdelegates)決定代表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誰屬。

公平發表政見有助團結

對於香港社會而言,普選行政長官及政黨初選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畢竟在現時的制度下行政長官候選人不能有政黨背景,選舉制度亦不完全透明及開放;放到立法會層面,本地政黨礙於資源、制度等問題舉辦初選有一定限制,往往依賴民調、知名度及黨內大老為最終決定何人可去馬。然而,假如抽空一切的制度限制,美國初選的啟示卻一直被香港社會所忽略。

事實上,美國政黨重視初選的程度與正式選舉一樣,甚至為了達到最佳效果而作出相應改革,反而鞏固了黨內民主機制。

以共和黨這次的黨內初選及全國代表大會為例,它建基於2013年共和黨提出的《發展與機遇計劃》(Growth and Opportunity Project,共和黨簡稱GOP)報告,GOP報告的源起正是處理共和黨認為2012年羅姆尼敗選的原因,是投放過多精力及資源在初選之上,因此在2013年提交改革,包括提前全國代表大會時間到7月以讓候選人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最後之戰,考慮以區域或聯州形式舉行初選以節省時間及資源等,但仍然維持每次僅有數個州的初選舉行形式,好讓參與初選者有時間調整自身策略以游說民眾支持,維持漸進式(On-Ramp)初選也不至令後期初選的州份變得全無意義。

根據《華盛頓郵報》Josh Putnam的文章表示,多年來不同州份何時舉行黨團會議或黨內初選一直是兩黨黨內角力的重要一環,例如不少州份代表為了增加自己在總統初選的影響力,會爭取將自己州份的選舉或大會提前上演,好讓在初選仍有意義的時候向候選人討價還價。

突發重大事故能逆戰果

黨內初選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在黨內路線不同的情況下有公平的機會爭取出線權,而當中的合縱連橫對於黨內團結反而有一定的幫助。事實上,成熟民主體制不但在決定國家權力時應要彰顯,在政黨內部也應一視同仁。透過公開的電視辯論及選舉論壇,不同派別、知名度的候選人均有機會在全國國民面前表達自己的政見及主張,也可測試自身的政治能量有多大,若非這次的民主黨初選,國際媒體可能以為希拉莉這次在黨內並無對手,卻發現希拉莉外也有強勁的競爭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個似乎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然而,桑德斯卻是國會內以獨立人士身份出任眾議員最久的一員,在國會與民主黨合作卻不是民主黨員的初選候選人。

至於在共和黨方面更加惡戰連場,可以想像假如沒有初選機制,由民眾決定共和黨2016總統候選人,路線分裂的情況可能比今天更為嚴重。

從國家利益出發,政黨初選的作用主要反映國家利益的整合過程,以及最終成為國家內政及外交政策的依歸。筆者早前參與一講座,席間有學者分享台灣選舉與國際關係理論的應用。

該學者指出,競選過程的不確定性往往是調節國家及政黨政策走向的契機,任何在選舉期間發生的事均可以成為勝選或敗選的關鍵,甚至建構一個新的道德或社會規範迫使眾多候選人回應──周子瑜事件便是當中的典型。

合縱連橫磨合出治國方針

同樣地,由於初選者眾,不同的初選者要贏得足夠的黨代表提名,便需要在初選以外與其他候選人合作或進行游說,當中的磨合過程往往最終成為政黨管治國家的依歸。以奧巴馬委任希拉莉出任國務卿為例,這兩個在初選鬥得難分難解的候選人,最終卻是奧巴馬首個任期在外交政策上的最佳夥伴,而奧巴馬當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提出的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Realism)外交,在希拉莉這個極務實的民主黨人手上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2016年2月開始的黨內初選亦容讓美國國民提早展開未來4年的政策過程,初選的辯論以至選舉本身均是一個民眾授權國家政策改革的過程。

假如特朗普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經過初選洗禮後仍得到共和黨人的祝福,民主黨人以至其他美國國民便不能忽視這種在美國社會內潛伏的聲音及對現政權的不滿,如何在最後的一場選戰回應便不單是決定總統寶座,更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及政策走向。黨內初選、投票以及媒體的廣泛報道令民眾在決定給選票予民主黨、共和黨或是獨立人士如彭博前有一定的資訊可供參考,而熾熱的選舉氣氛亦促進民眾由黨內初選起參與政治生活,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公民參與是良好民主制度的基石。事實上,不斷的黨內多場大會及初選,兩黨的政策方向在初選時早被定調,對於國際社會而言亦是好事︰至少在初選時得知未來候選人的經濟及外交政策如何,早日部署甚至暗地影響賽果,這從來都是外交界暗黑兵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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