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
以巴衝突持續逾半世紀,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發展佔據國際新聞版面,但雙方多年以來的論述、立場無甚轉變。以巴雙方距離真正的和解,仍是遙遙無期。很多人視以巴衝突為二元矛盾,雞蛋與高牆的比喻也是因此而起。然而,當雞蛋與高牆已幾乎變成陳腔濫調,也許我們更應跳出政治的框框,嘗試從藝術家、思想家、文學院學者的角度,為這種矛盾尋找出路。
「我知道大學因為我的政治立場而解僱我。」Ariella Azoulay教授說。Azoulay生於以色列特拉維夫,在巴黎學成後回國,1999至2010年間在以色列巴伊蘭大學任職,期間在學術、文化等方面均極多產。但到2010年,巴伊蘭大學拒絕授予她終身合約。在學術界,終身合約理應基於學術成就釐定,而Azoulay教授的學術成就甚高。故此,逾百位學者聯署抗議以色列政府粗暴干預學術。可惜,Azoulay教授最終仍被大學辭退,其後轉至英美等大學工作,自2012年起在布朗大學任教多媒體及比較文學,並繼續出版多本有關以巴問題及反思革命的著作。
迫走巴人歷史 以國禁提
「以色列是一個充滿政治宣傳(Propaganda)的國家。這種宣傳機器並不是蘇聯式的強硬宣傳,而是以軟性手段、從下而上的滲透所有階層,深入民心。以學術界為例,大學的課堂裏,總會有民間團體的人在旁聽,記錄講師的一言一行。他們並非政府委派的人,與政府也不一定有聯繫,絕大部分是真心相信政府主旋律的人。他們會記錄與主旋律相違的訊息,上呈大學管理人員,而那些人也相信主旋律,自然會把非主旋律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辭退。學校也就逐漸變得更加單一,更加相信二元對立。」Azoulay說。
她相信,以巴紛爭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猶太人在1947年搬進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儘管很多團體、國家和獨立評論員都把這種「佔領」(Occupation)視為違法,但以色列完全不認可這種論述。
「1947年的事情,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場災難。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他們的國家、文化、教育、傳統,全部被完全摧毀。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在一夜間被迫離開家園,成為難民。毋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是最大的受害者。」Azoulay說。
「然而,在一個多民族的社會裏,任何紛爭都不可能只影響其中一個族群。所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是受害者。他們被迫擔任土地的監護人(Guardians)、承繼人(Proprietors),繼承着他們的前人種下的根,延續着對巴勒斯坦人的逼迫。我也視自己為被迫繼承着『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生活的猶太人』的身份,因為我在以色列出生。只要數百萬的巴勒斯坦難民繼續存在,以色列公民依然被迫繼承着這個身份。」Azoulay說。
然而,若以色列人承認自己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為何他們不改變政策、停止對加沙及西岸居民的監控和迫害?「在以色列長大的人,自幼聽着二元對立的故事,不可能不相信,不可能不想對抗阿拉伯人,也不可能不想為保護國家出一分力。」Azoulay說。「猶太人在1947年搬進巴勒斯坦土地、趕走巴勒斯坦居民這件事,在以色列根本不能被提及、不能被研究、不能被知道。在以色列,一切的歷史著作均以1967年作為以巴衝突的起點。他們的論述很單薄:阿拉伯人厭惡他們的鄰居猶太人,所以我們(猶太人)受威脅,所以我們要對抗,所以有戰爭。這種二元對立的論述是一個偽命題,是以色列在1947至1950年間粗暴地建立的。」
單向思維 媒體深受控制
Azoulay的From Palestine to Israel:1947-1950正正是透過追溯舊相片及各種歷史文獻,嘗試重新建構1947至1950年的歷史,為以色列人提供主流以外的論述。不過,Azoulay表示,她在出版此書的過程期間,以色列的國家基金會拒絕該書使用國家資料庫的相片,故此不少歷史照片無法呈現讀者眼前。「他們要求查閱我的手稿,確認書本主題及內容,而我拒絕這個非正常的程序,所以他們不允許我使用國家資料庫的相片。最終,我在書中留下一些空白框框,讓讀者知道哪些照片是國家不願意公開的。」
雖然Azoulay積極尋找二元對立以外的出路,但她對解決這個矛盾卻期望不高。「以最近流傳的巴勒斯坦青年刺傷猶太人案件為例:媒體在某天大事報道有巴勒斯坦青年刺傷猶太人。雖然新聞沒有任何確實證據,但以色列的猶太人就泛起「我們被迫害」的情緒,所以他們開始在街上逼迫巴勒斯坦青年,哪管巴人什麼也沒做過。很多天以後,媒體開始澄清最初的新聞是誤報,但雙方的仇恨、傷害早已造成,一切都於事無補。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媒體和市民都深受控制,而更可怕的是他們並不自覺。這對解決二元對立完全沒有幫助。」
受訪者:Ariella Azoulay
美國布朗大學現代文化媒體及比較文學助理教授
採訪、撰稿:何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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