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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4日

劉怡 軟硬中國

中國式「行政吸納政治」

當李彥宏、馬化騰、雷軍這些中國的超級富豪出現在全國兩會的會場時,輿論開始意識到,兩會的代表委員的代表性正在悄悄的發生質變。

先來看一個有意思的統計數據,這是由英國人胡潤(Rupert Hoogewerf)自1999年就開始編制的中國富豪榜,每一年度,胡潤的調查團隊會根據富豪企業的財務數據、媒體的報道、團隊到當地的親自採訪等方面綜合考慮給出當年度的富豪排名,在胡潤給出的1271名中國最富有的人當中,今年有創紀錄的203人,成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政協機構的代表,比例超過七分之一。

政協開始「玩真的」

胡潤曾經做過記者,也是註冊會計師,他曾經為《福布斯》擔任自由調查員,從他最新發布的數據來看,這些中國的超級富豪代表的淨資產合計達到約2.9萬億元人民幣,比奧地利一年的經濟產出還高。《紐約時報》就引述評論說,「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來強化自己繼續掌權的能力」,《紐約時報》還認為,這兩大機構中「有很多可以讓商人合法獲得此類保護的職位,富裕的商界高層會動用他們的影響力在其中謀得一席之地。」

事實上,當這些富豪最初出現在兩會會場時,很多人認為他們是中共當局的「政治花瓶」,因為,很長時間裏,人們認為全國人大只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枚橡皮圖章,政協是一個向黨外意見領袖開放的議政平台,並不具有任何監督執政黨的權力,因此,民間經常戲謔說「人大舉手、政協鼓掌」。

但現在情況正發生變化。政協委員一個最重要的權力就是可透過提案來表達訴求,令到他們的主張無障礙的直接送達核心決策層,他們亦可以指定送到中央辦公室或是中紀委等決策機構。而且,組織制度要求,對提案必須有回覆。僅此一項,這個發言的位置就值得爭取,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協委員就不只是一個虛位,尤其是對體制外的新興階層來說。

對執政黨而言,讓這些體制外的精英游離在外,顯然會讓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出現。這就類似回歸前的香港政制體系,通過具有諮詢和決策兩大功能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吸納本地精英和政治代表擔任非官守議員,包括了工商界、勞工界,教育界、法律界的精英以及「壓力團體」的代表人物。通過賦予這些人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發言權,爭取他們同當局合作,穩定社會。

而現在,政協似乎正在扮演這樣的演進示範,作為一個議政的平台,它提供了政治表達的空間,但同時,也讓參加進來的人獲得政治庇護的機會。對一個長期掌權的執政黨而言,它也需要體制外的言路,在適當的時候來平衡黨內的某些主張。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於此,種種跡象也表明,此前被輿論釘死的「政治花瓶」顯然不會滿足於做「花瓶」,他們開始「玩真的了」。執政當局顯然有自己的時間表,就有熟悉中共政治的人士人認為,執政黨也在着手推動人大和政協的「各就各位」,各自發揮他們的正常功能。就政協而言,統一戰線的功能將會逐步分離出政協,成為黨務,有一個趨勢就是,各地的統戰部長將不再在政協掛職,政協將會逐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議政平台,讓大家有地方說話,提意見,雖然甄別、判斷、吸納的功能還是落在執政黨手上。

劉怡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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