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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3日

張綺霞 居港異鄉人

埃及學者親歷六四 無懼因言獲咎

埃及和中國同樣擁有悠久歷史,然而地理上的距離、文化上的差異將彼此隔絕,產生神秘的吸引力。居港多年的埃及裔學者Sayed Gouda自小就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在八十年代,我們對中國的認識近乎零,因此渴望能把那些神秘複雜的文字都讀懂。」

因此他專心研究中文,不但在大學主修,更在1988年取得獎學金到北京進修一年,那年的經歷影響他一生。他見證了整個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始末,拍下不少照片,今年以此為憑據寫成新書Closed Gate,出版後卻迅即丟失了北京的教學工作。「我的小說也不是特別要攻擊中國政府,也不足以證明整場屠殺,只是讓人感受到當年的氣氛,這樣就已經無法忍受。」

Closed Gate是以日記形式寫成的小說,主角並非埃及人,而是八十年代末留學北京的巴勒斯坦青年,經歷過1987年抵抗以色列政府佔領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這場起義由年輕一代發起,他們以落後的武器如石頭投向坦克和其他現代武器,並多次以遊行、罷工、抵制貨物等和平方式作出抵抗,與天安門採用的抗爭方式有相通之處。「我想把兩個國度所受的苦楚連結在一起。在加沙,抗爭和殺人事件每天都上演,在中國那樣規模的示威卻久未發生。」

Sayed表示,巴勒斯坦與埃及之間的拉法口岸(Lafah)與天安門一樣,有和平融洽的寓意,但這兩道「門」一直被深鎖,門內的人仍活在隔絕封鎖的環境中,是小說名稱的由來。小說主角多次在學生示威和絕食期間停留天安門,也是他的親身經歷,不同的是,角色對事件有深切感受,當時的他卻自覺是個局外人,只如旁觀者一樣用相機記錄看到的一切。「最初我只覺得這是他們國家內部的事情,與我無關。但當看到不只學生、幾乎所有人都如此熱情地真誠地追求自由、人權和尊嚴,我也受到感染。」

在坦克車駛進天安門的晚上,他並不在廣場上。第二天清晨他拿着相機衝到街上,跟着焦慮的人跑向出入口處,突然看到一處人群聚集,走過去探個究竟,才發現一個母親哀傷地摟着中槍死亡的孩子,母親見到這位外國人拿着相機,更主動翻過孩子的身體,要他清楚拍到其血肉模糊的傷口,記錄一切。「那是我生命中經歷過最震撼的情境之一。」這張相片在書中也有描述,如今也在六四紀念館展出。

獨自留守校園

血腥清場發生前,不少外國學生都因為擔心安危住進大使館,甚至已經離開回國,外國學生宿舍內早已人蹤杳杳,Sayed仍堅持住在裏面。清場後軍隊要進校園搜補學生的傳言滿天飛,為了人身安全,他住進了大使館的公寓兩晚,「在6月6日和7日晚上,我仍聽到不停的槍聲,第二天白天走到街上,建築上都是子彈孔。」

隨後他選擇返回宿舍,成為裏面唯一留守的外國學生,一直到7月才回國。「在開槍以後,大街上到處都是坦克,不少更停駐在學校附近,因此我每每要踩單車抄小路才能回到宿舍,以免陷入麻煩。當時被殺是非常輕易的,軍隊可隨意射擊和拘捕人,不受任何限制。」事隔多年,細細說來,不少場景仍歷歷在目,「他們雖然極力想把這段歷史擦走,然而全世界早已看見。」

或許是因為小說內容觸動內地神經,Sayed在新書發布約一星期後突然收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通知,說其到內地工作的簽證未獲審批,因此原本作為助理訪問教授講學半年的聘約也要取消。為了到北京教書,他推掉了香港城市大學的聘約,如今只靠自由翻譯工作維持生計。他隨後嘗試用回鄉卡進入中國,發現仍有出入境自由,但無端因言獲咎仍讓他深深不忿,「為何他們能讓大量中國學生到香港和海外留學,學習各種所謂的『西方價值』——我會稱之為人文價值(human values)而非西方價值,卻懼怕一個帶着『西方價值』的學者呢?」

長期戴黃絲帶

從中國回埃及後,雖然失望情緒濃重,但Sayed仍感到自己與中華文化有很深的牽絆,尤其學中文多年,兼具聽說讀寫能力,不能應用實在可惜。大學畢業後,他決定在中國或香港定居,1992年先遷移北京,留了三個月後無法適應,最終搬來香港,「那時香港還非常開放,不如現在這般。香港是非常繁盛的城市,也有很多工作機會,在這裏不難維生。」

在這裏,他主要做一些翻譯工作,同時在閒暇創作詩歌和小說。居港多年,他已在此地成家立室,修畢博士學位,更在城大兼職教比較文學,也放棄埃及籍轉為中國籍。每次自我介紹,都會定義為埃及裔的香港公民,去年的雨傘運動他亦有積極參與,學生因參與缺課,他都不扣其出席分數以示支持,「最初兩星期,差不多半班學生都去了。」

經歷過天安門學生運動,在雨傘運動中,Sayed總是想起過往的經歷。「兩者的氣氛很相像,當然金鐘比天安門小很多,人們同樣是快樂的,也充滿希望和決心,為自己爭取更好的未來。而且一切都那麼有序,出入口能保持暢通,學生也會主動清潔街道和收集垃圾。官方同樣用chaos來定義運動,因此學生都用行動推翻這種說法。」

他很高興年輕一輩有很高的政治覺醒,卻也非常擔心局勢會惡化。「他們面對的是同樣的政府,只是換了名字,換了人,其心理、思想和對策是一樣的。」如今運動暫告一段落,但他相信事件仍不會完結。清場後,不少人再投入所謂正常生活,熱情似乎退卻,然而Sayed仍戴着黃絲帶。「香港人不會那麼容易放棄,因為他們至少經歷過言論自由和人權,你很難把這些東西從他們身上拿走。」

香港變「再更差」

從回歸前就居住在香港,見證這些年的改變,他認為是從「好到差,從差到更差,從更差到再更差」。「香港漸漸也不是我原來認識的香港,就算如原本監察政府和保護人權和自由的報章也紛紛轉向,若仍持續地自我審查、不說政府不愛聽的話,香港只會變成另一個深圳,而這正是中國想香港變成的模樣。香港人會接受嗎?我不覺得。」

他認為,這次運動有那麼多人支持,是因為不少港人這些年一直在受苦。「香港人要佔領中環,因為大陸有錢人要佔領整個香港。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香港近年百物騰貴,尤其是樓價,他們連樓都不用看就能簽約成交,並取得香港身份證,但香港人卻連住都無法負擔,日常開支不斷上升,中產階級接近消失,只剩下最有錢和最窮的人,最後無法應付生活的人都被迫離開。把香港塑造成一個只有有錢人的城市,這是他們終極目標——要買下香港。」

香港比埃及好

近年埃及為人熟悉的新聞總是與政治動盪有關。2010年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推翻獨裁者,引發一連串的北非革命與群眾運動,稱為「阿拉伯之春」。在2011年,埃及青年號召大規模示威,要求推翻在位三十年的軍人總統穆巴拉克,就算多次血腥鎮壓也無阻人民決心,穆巴拉克最終倒台。然而上場的穆斯林兄弟會仍帶有舊政權般腐敗和濫權行徑,人們再群起反抗。這時勢力強大、擁有龐大財富的軍方借勢發動政變,取代民選政府,又進行另一次清算,把反對派的報章和電視台關閉,最後彷彿又回到穆巴拉克時代,如今在位的總統是軍人塞西。

革命印證人民的決心,但最終無法動搖根深柢固的統治集團權力和經濟利益以改變局勢。說到這裏,Sayed搖頭嘆息:「如今埃及已變成了警察國家,如你反對政府,他們就會把你打進穆斯林兄弟會之列,甚至把你處死。穆巴拉克政權中的貪腐之徒如今全被釋放,策動革命的人全被拘捕,埃及的法官已成為國際笑話,把歌名Walk Like An Egyptian改成Judge Like An Egyptian來嘲笑他們。」

「我是站在反腐敗政府立場的。」他笑言,如今埃及的情況和中國同樣不妙,但埃及仍有抗爭的自由,網絡資訊並沒被審查禁閉,成為抗爭力量連結的平台,也有願意爭取的人民。「軍政府上場近兩年,示威仍不斷發生,甚至已經達到每天示威的程度,因此我相信軍政府並不會持久,最終也會崩潰,我們將到達公義之境。」他頓了一頓,續說:「但要等到什麼時候,中國人民才能意識到自己要爭取自由呢?」

雖然也有人以埃及的革命與香港的雨傘運動作比較,但他認為兩者大有不同。「香港近年腐敗才開始明顯,埃及卻是有超過六十年的貪腐歷史,很難把這問題連根拔起,就像口腔深處長了一顆爛牙,久未處理,要取走也不是那麼易,過程中也要經歷很多痛苦——這些年來有多少埃及人死去了?成千上萬,都在鎮壓屠殺中喪生,我希望香港不用走到這一步。」

「香港是一個遠比埃及好的地方,如果是在埃及,我一定早被逮捕。我們如今抗爭,也是為了防止問題變得更嚴重,我們仍有機會令它停止,一旦我們妥協,就會無法收拾。」他對前景不無擔憂。「或者到最後,我也要被迫離開香港,但希望香港人都不要輕易放棄。」

撰文:張綺霞

攝影:郭錫榮

[email protected]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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