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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

張綺霞 居港異鄉人

中國籍區議員司馬文落戶香港同撐黃傘

土生土長的港人要移民,來自荷蘭的南區區議員司馬文 (Paulus Johannes Zimmerman)卻選擇移民香港,入籍中國,對於社會許多問題,他都懷抱着一顆關懷的熱心。不但創立了關注城市規劃問題的社會組織「創建香港」,也積極支持當下的雨傘運動。他在鋪天蓋地都是紅光的官方國慶酒會上,撐起一把大黃傘,抗議警方以催淚彈對付學生,勇敢行徑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印象。

「創建香港」的辦公室裏到處都是雨傘運動的標誌,在其辦公室枱頭,更放着示威者送給他的黃絲帶皮繩項鏈,剛出差回來的司馬文一臉倦容,但說起組織曾發起的運動和議題時,雙眼仍閃着光芒。居港三十年,自言不曾遇過不歡迎他的人,他大大地咧嘴一笑:「可能與我喜歡幫助人有關吧!」

司馬文的父親經常到亞洲區經營服飾生意,他自小就從父親拍回來的影像中,建構起對這個遙遠地方的想像。「每次他回家,都會帶來許多旅程中拍攝的菲林影片,當時我只有十四歲,負責沖曬和剪接這些影像,然後在家庭的電影夜播放。」畢業以後,為逃避荷蘭的兵役,加上在鼓勵孩子出外發展的父親推動下,他在1984年來到香港。「當時的兵役是,在德國訓練兩個月,在荷蘭待十六個月,非常沉悶。但只要在畢業後離開荷蘭,就可以不用服役。」

在香港轉過數份工後,他成立了屬於自己的設計公司,曾幫不少知名上市公司設計年報。「我的專長是經濟,因此善於閱讀數字,比起其他由設計師主導公司的競爭者更有優勢,更懂得與會計師、總經理等溝通,因此生意愈做愈好。」在1997年,他把公司轉讓給負責舉辦回歸典禮的美國商務交流公司Caribiner International,並幫助其公司建立本地市場。

「他們在完成這個項目後打算留港發展,想找一所有本地網絡的公司作為踏腳石,我們有豐富的客戶人脈和設計專才,他們有豐富的舉辦活動經驗,我們在短時間內就擴張成一間有八十人的公司,參與上海《財富》全球論壇等大型活動項目。」至千禧年,他創立了自己的顧問公司,為亞洲保時捷汽車代理商捷成洋行管理其旅遊生意,其後更加入成為執行董事。

為天然資產而戰

居港多年,他一直被問着同一問題:「你什麼時候會離開?什麼時候回去?」他也曾思考,是否應找一個地方安定下來?是回荷蘭、到澳洲還是移居上海?在2003年左右,這個問題有了最終答案:他決定永遠以香港為家,只因想繼續享用這裏獨有的環境資源。

「香港所有地方都能在十分鐘內到達,海港、山野與全球經濟交易中心的距離很近,各種戶外運動如登山、揚帆出海、游泳、滑浪等也能輕易做到。它的商業運作也是很有效率的,在高密度的空間裏,一切都即時發生,一天內可以開上八個會,因為一切都太近了,也能與世界各地的市場連結,任何時候都充滿活力。這些都是只有香港才有的城市資產。」

「下決定後,我心中再沒有問號。」但近年城市發展的步伐,正逐步把他所珍視的東西摧毀。為了繼續留下來,他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捍衞這些資產而戰。在2003年,為回應西九文化區及有關填海的官司,他與其他社會活躍分子創立「Designing Hong Kong Harbour District」。「我們覺得,把所有藝術的東西放在同一個地方的想法是錯的,而應讓藝術圍繞海港兩岸發生。商業區也不應只限於細小的中環,我們希望人們能思考香港在發展這兩區域以外的可能。」

他相信,若能把海岸各區域連結,建立此地的特色,也可幫助香港在珠三角區中創造優勢。「但香港的海岸設計不佳,加上隨時都有填海,沒有人會在意它將變成怎樣。」經過一番努力,這番想法終於得到公眾關注,無止盡的填海計劃也得到控制,政府也成立海濱事務委員會。這次經歷為他打了一支強心針,其後在2007年將組織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機構「創建香港」(Designing Hong Kong),繼續為改善城市環境作研究和倡議。

回憶起剛起步時,他經常與立法會議員會面,要求他們多關注城市規劃的問題。「在2004年我們跟他們商談時,城市規劃還沒進入其議程。」近年港人的保育意識提升,從維護喜帖街的社區經濟和集體回憶,到因拆卸皇后碼頭而引發對古蹟保育的關注,及對市區重建政策的質疑,至爭取享有私人管理的城市公共空間,到後來的反高鐵、反對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當中不少都有司馬文與「創建香港」的參與。

近來組織致力推動的,是保衞郊野公園的運動。司馬文並不反對增加建屋用地,但若要發展郊野公園土地則大不同意,質疑為何發展的不是新界的廢置土地,而要打天然資源的主意。他曾深入了解多方的觀點,並非完全反對更改郊野公園的邊界,但前提是以土地換土地,公園範圍不可縮小。「你要在這邊建屋修路,就要把另一邊的土地還給郊野公園。因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珍貴資產。」

除了在郊野公園的邊界,公園內也有不少村落,土地擴張的問題往往成爭議。司馬文指出,丁屋政策往往是自然保育的巨大危機,尤其要在郊野公園內大增人口,大力興建道路系統,密集的村屋往往造成排污問題,對周遭環境造成破壞,自然空間減少,在其中寄居的動植物都會被摧毀。

政府決定將海下、白臘、鎖羅盆、土瓜坪、北潭凹和田夫仔合共六幅「不包括土地」剔出西貢郊野公園的範圍,用來興建村屋,帶來巨大隱憂,尤其曾被揭發有財團收購土地興建豪宅的海下灣,其環境極有可能因此受破壞。作為保衞郊野公園召集人之一,司馬文力主取消丁屋政策,「就算不能取消,至少也要在其土地規劃上訂出高標準,不致嚴重破壞環境。」但他感嘆,政府一直逃避面對這政策帶來的種種問題,只能從民間推動關注。

棄荷蘭入中國籍

因為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他獲邀加入《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一腳踏進了政治圈,更成為公民黨的創黨黨員(現已退黨),並在2010年以六成的選票,當選參選南區薄扶林區議員。他笑言,能成功當選是因為該區有更多英文報章讀者,作為非華裔的他有一定優勢,其後他也退出了捷成洋行,全心投入社會事務。

為了獲得更多政治事務的參選資格,他也放棄了荷蘭國籍,加入中國籍。「做這個決定時,我也曾問自己,中國是否我適合居住的國家?最後我肯定了這個問題,雖然所有人都期待中國的管治可逐步改變,但總體來說是個美妙的國家。」

他認為,每個要求人界定自己身份的問題,都帶着它自身的語境,隱含一種將人約化的前設,將國籍與種族扣連。「每次我告訴其他人自己是Chinese,別人都會驚訝地看着我,說你才不是Chinese。」而他只想以經歷界定自身:是在荷蘭成長的鹿特丹人,也是居港三十年的香港人。

司馬文有兩段婚姻,前一段婚姻的孩子在英國讀書,如今的妻子是香港人,孩子也在本地學校讀書。對於香港的教育制度,他坦言不太擔心,認為本地教育的質素可與歐洲看齊。「當然它永遠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需要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在香港生活多年,雖然只是略懂廣東話,但他自言生活方式也很本地,牛腩河是他最愛的食物之一,家裏的烹調方式也很中式。

問到此地人的特質,他笑指,香港生活和工作節奏急速,因此往往沒什麼耐性,而受中國文化影響,常傾向尋求共識多於特立獨行。「生長於經濟富裕的環境中,此地的人的觀點也比較溫和和世故(sophisticated),但可能會因此失去了一些將事情達成的希望。」

司馬文指出,「創建香港」成立以來所發起的議題,許多都是源自外來求助個案。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港人愈來愈珍視天然資源。從百花齊放的保育運動到如今的公民抗命行動,都是想帶出另一種對於環境、社區和生活的想像。「你可以看到那辯論愈來愈尖銳,有人會擔心香港會變得更政治化,但我覺得這是頗健康的,因為討論重要議題的人愈來愈多,從政制到房屋土地政策交通基建,從網上平台到茶餐廳,人們都在辯論,都在問未來我們要過怎樣的生活。十年前我們剛開始時,幾乎沒人會關心這些。最重要是社會對這些議題有深入了解,這樣他們就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向。社會意識提高,政客才可做些什麼,推動政府改變。」

「我覺得如今(社會狀態)是爭論(contestation),而非宣示式的斷言(protestation),只是不同意見之間相會,讓更多人加入討論中,令人不舒服的只是某些人不文明的行徑。但因為這些議題討論得愈來愈熾熱,人們更能討論一些實際的事,更容易達到一種結論。在社會中,總是較保守的人居多,最後的解決方案總是謹慎和溫和的,就如當下的運動,參與者都不是很有侵略性的,也不是要求一種戲劇式的轉變,也很理解談判另一方的難處。」

多次留守佔領區的他,認為運動為社會帶來了巨大改變,原本以為沒有多少人參與的佔領行動,竟得到巨大支持。國家體制本身的暴力在多次鎮壓行動中彰顯,政府官員的醜陋面目、基層不配有民主的想法也被迫暴露,讓許多本來沒有太大想法的人也走出來支持學生,覺得要為保持香港珍視的價值做得更多。「這種覺醒是很難拿走的。」

香港第二次回歸

但他認為這種「沒有人能成為boss」的公民運動 也有其隱憂,例如無法輕易達成共識,而在政府遲遲不肯正視學生訴求下,運動持續為公眾帶來的不便也可能帶來反效果,「尤其是無法使用地鐵的南區居民,每天都要付出更多交通時間,為這場運動付出代價。」他希望,這次運動後,北京會學習到要直接面對港人如此深廣的情緒,而非透過中間人操控,面對港人也應更謙卑。而港人在這情況下也將更明白中央的處境,更懂得找出折衷方案。

「令如今談判膠着的,是統治香港的政府有兩層結構:中央政府和本地政府,前者我們所知甚少,而且兩者之間的溝通是不明朗的。在其他大城市,政府的一切都是明朗的,就算運作不佳,人們也清楚知道原因。但在香港,我們甚至不知影響着香港的中央官員是哪些,也不了解他們辦事的方法,是一個很難去進行協商的實體,他們與本地社會的溝通也往往變得笨拙,官員也只懂照稿讀。然而社會已走得很前,期望對方在溝通上也同樣走得與自己一樣前,對方卻依然因為結構問題,無法做出良好的溝通。如今我們正處於樽頸。」

無法輕易離開這個地方,造成近年港人強烈的困鎖感。「香港與大陸價值觀和體制上的邊界,讓港人覺得無法如其他大城市那般,有在國內其他地方隨意遷移的自由,生活的彈性大大減弱。同時她也是個高密度和高能量的城市,許多人都想來港居住,生活花費也高,巨大壓力因而產生。」

早年遷移來港的人,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饑荒和政制,因此回歸前爆發了一股移民潮,回歸以後,移民他方的想法再次萌生。

「從九七到現在,兩個世代的港人已成長。我會形容2012年是香港的第二次回歸,不是前一次主權的回歸,而是CY上場以後,對大陸官僚體制的回歸。如今城市的管理,其司法權全由《一國兩制白皮書》全面決定。回流的一代還能選擇離開,當然我也是很鼓勵年輕人出外闖闖,我自己就是例子。但在香港成長的新世代沒有離開的選擇,在SARS和經濟低潮的壓力中成長,面對着第二次回歸,他們會覺得自己一直在失去已擁有的,尤其是他們一直享有的自由。」

司馬文分析,香港的未來取決於多種因素,中國的發展方向、市民的公民意識、資金流動的自由、言論自由能否受保護等。「權力體制無可避免要適應外在訴求的改變,關鍵是這種適應能否用和平的方式進行。」然而他始終相信,香港前景是光明的。「溫和的香港人最後也不會離開,找到當下問題的出路。」

撰文︰張綺霞

攝影︰郭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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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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