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14年10月31日

張綺霞 居港異鄉人

居港三十八年英國城規師
批市區重建政策方向完全錯誤

不少港人在假日都會選擇踩單車來往大埔和沙田,邊做運動邊欣賞吐露港美景,這條完善的單車徑,正由建築師及城市規劃師Peter Cookson Smith(施倍德)在七八十年代策劃。居港三十八年,略懂廣東話的Peter創立了香港其中一間最資深的城市規劃公司,佐敦谷和濕地公園都是其公司作品,自然與規劃融一的設計廣獲好評。

來自英國的Peter如今以香港為基地,在亞洲各處工作,孩子則在歐洲讀書,偶爾也回倫敦自己建的房子短住,卻不覺得英國是自己的家,「雖然我會懷念歐洲的城市環境,但我很享受香港的社會」。他讚揚中華文化中有一種實幹的思維,當情況不如理想,就會去積極改變,就如當下的政治運動一樣。「我覺得我們還要為這城市做更多,縱然體制常使我們失望。」

Peter在1976年首次來港,負責一個為期數月的短期工程,工程完結,聘用他的公司打算撤走,唯獨他看到這裏難得的機遇,遂在1977年成立了規劃發展公司URBIS。「在六七十年代也有大量難民從大陸來港,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居住在惡劣的環境中,房屋問題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當時政府正籌備建立多個新市鎮,1978年的大埔新市鎮計劃正正是他的第一個工作。

他將景觀的概念引入新市鎮的設計中,並建出了全港第一條單車徑。「當時是四十年前,政府要求每個私人單位最少有五十平方米的面積,然而如今,香港住宅平均面積卻只有四十七平方米。今天只有5%的人能住在大於八百呎的單位,但這才是合理的居住空間。在這麼多年間,我們沒有在居住空間上突破,主要是因為這城市的經濟模式,它或許在四十年前還適用,如今卻成為我們的絆腳石。」

「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經濟發展也領先世界,但人們的生活質素卻沒有相應提升。」相比起大陸近年在城市發展中加入了不少環保理念,香港在此卻停滯不前,他歸咎於政府行事文化的改變。「我覺得我們政府比從前更官僚,雖然有規劃和環保部門,各有上千名官員,他們面對問題和議題時,只談規條法例的制定,而非真正面對問題。」這改變是否因為回歸?他笑言這是一條一百萬的題目:「如今所有人都在找問題的成因,很難說清楚。」

曾建議梁振英檢討政策

Peter追溯到回歸前夕,不少人都對往後香港的發展憂心恐懼,但經常往返大陸工作的他卻非常平靜,認為解放軍接管香港的情況絕不會發生。「中國正盡她一切努力讓回歸順利進行。」

從殖民體制過渡到特別行政區體制,他覺得「人們也掙扎着尋找一種適合香港的模式」,然而治港的人不再是具外交能力的港督,而是商人和公務員,「行政長官更像是一個商業的銜頭,如管理企業般管理香港。香港擁有與某些歐洲國家相等的人口,這些國家有國王有總統,香港卻只有稱為首長和司長的管理者。我覺得這些首長未必有足夠的信心去做一些北京沒預計他們做的事。要治理如此一個政策上不獨立的城邦,確實困難。」

作為居港的專業人士,他相信自己有責任令城市變得更好,因此參與了多項公職,經常出席各種會議,但發現總是討論太多,能落實的事情太少,無論想改變些什麼,也遠比從前困難,只因政府缺乏統整一切、回應市民切身問題的領導者,才讓部門各自為政。Peter回憶起在七十年代,新市鎮的發展由負責計劃的官員直接主導,不需要多番協調才能成事,港督麥理浩任何事都親力親為,為了監督新市鎮的規劃發展,更經常在周末到該地登山視察,在星期一上午直接打電話與計劃主任溝通,下達指令。

「當時的決策者是非常主動的,我覺得如今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文化。」就他觀察,如今的政府機構對於下決定甚為遲疑,「缺乏動力和刺激」,就算經過漫長的諮詢,仍無法拍板「get things done」。在決策過程中,往往由程序決定一切,就算花長時間準備和討論,撰寫報告,「然而報告交了,卻看不到任何改變,也沒有任何意見反饋,政府各部門依舊做着他們喜歡做的事,這是很令人震驚的。若是在倫敦,這會招致嚴重的危機,然而在香港卻不會。」

「我只是一個規劃者,不是政治家,難去總結些什麼,但我認為無論做些什麼,底線應該是要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

曾任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Peter獲邀加入策略發展委員會,也曾向特首梁振英建議重新檢討香港房屋政策,「我們是否繼續要興建數十萬的小單位或者建立新市鎮,繼續讓城市的密度增長下去?」他指出,當下香港的居住問題除了窄小,還有定價過高的問題,非一般人能負擔,未來隨着交通發展,或許有更多人會到珠三角區居住。

記者不禁問,如這個趨勢增強,政府應否多花心力把香港變成一個更適宜居住,更能吸引人停留的城市,而非把城市空間、房產和環保等一切作為賺錢和增長經濟的手段?Peter想了一想,如此回答:「我覺得如今香港需要的是遠見(vision)。自回歸以後,我們似乎缺乏了預視未來的能力,沒有一種真正的視野,說這個城市要發展成怎樣。」

「正因為香港是一個以短期經濟成就主導的城市,因此她會把一切有趣的事推倒。」就如近年大量旅客訪港,為迎向這股資金流,街上店舖也紛紛轉變成金舖藥房名店連鎖店,居民所享受的寧靜街道小店老房子近乎絕迹。「最後一切都由同一種經濟模式主導,就連政府也把財政考慮放在令城市變得更好這個目標之上。」他指出香港是一個富功能性的城市,在技術上管理得很好,然而在生活層面上卻有許多不足之處:「究竟香港人從香港所獲得的東西足夠嗎?尤其是房屋方面,其樓價和與樓貸佔薪金百分比之高,是荒謬的。」

城市規劃從無主動權力

近年經濟不斷增長,人們的生活質素反而下降,貧富懸殊愈趨嚴重,讓社會各方都充滿挫敗、憤怒和無力的情緒,尤其是資源最少的年輕一代。在全球化年代,香港年輕人多有出國機會,眼見其他地方薪金不及香港高,生活質素卻比香港好,加上在香港體制向上流的動力比前兩代減弱,對留在香港也有所質疑。「財富上的增長只有在提升生活質素時,才是好的,但如今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大部分人都無法獲得高質生活。我們如被困在角落,究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是否仍對香港好?生活質素高的國度都是擁有最高稅率的,我們看似較自由,卻讓城市存有普遍的絕望感。」

他舉例,七十年代設計的公共房屋,是針對寮屋居民而建,就算空間窄小,比起暫時性的木屋已是很好的居所。如今已經輪替了兩代人,公屋對於人均空間的設定卻毫無變改,若不申請公屋,在昂貴的樓價下,居住的空間往往更狹小。在低稅率高地價政策下,居住問題更是愈來愈難解決。「在過去四十年,私人發展商為土地付出了太多,所以要以將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興建樓宇,甚少會建大單位,因為這只有少數人能負擔。」

「我們似乎無法從殖民時期那種只求讓所有人都有屋住的規劃走出來,而且也延續早期殖民地政府要賣地來獲取資金的土地政策。這種政策會帶來一連串問題,需要一系列的規劃去支撐這個賣地系統。但城市規劃除在建立新市鎮時,從來沒在香港佔據主動位置。」

好意修例埋高密度伏線

五十年代建築條例被改變,開放建築物的高度,原本是為讓更多人有自己的居所,卻為往的高密度發展埋下伏線,也讓舊建築的保育增添困難。市建局更加快了這種發展步伐,沒有整體規劃的遠見,以財政盈利模式為運作的依歸,令城市更生成為壓榨利潤的手段,而非真正改變居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只與業主商談價錢,然後與私人發展商聯手,將利潤推到最大,建成的住宅以每平方米2萬元出售,但這是很瘋狂的行為。年輕人看到這些,就會問,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

他直言,在過去數年,市區重建政策的方向是「完全錯誤」的,「市區重建局(Urban Renewal Authority)應該更名為市區革新局(Urban Regeneration Authority),它不是與社區合作製造一個更適合居住的城市環境,而是將其改建成更高密度的空間,並把裏面居住多年的人趕走。」

除了居住空間,香港的行人空間規劃也大有改進之處,尤其是維港兩邊八十公里的海岸線中,只有十多公里是行人可接觸,沿海更缺乏休閒設施讓人停駐,遠遠落後溫哥華、悉尼、上海等沿海大都會。身為海濱事務委員會一員的Peter,一直希望讓更多海濱開放予一般市民。數年前他曾爭取在銅鑼灣至柴灣東區走廊下興建海濱長廊,他諮詢過多個部門,均認同其可行性,政府卻遲遲不肯落實。「以香港一個如此頂尖的城市,為何無法整合一切,建立一個優良的海濱?」

Peter相信,香港與自然的山和海只有不超過二十分鐘的車程距離,是她最珍貴的地方。但在發展過程中,這些珍貴資源卻往往被忽視,令近年不少民間保育團體湧現,為不同議題發聲。對新界東北發展和填海計劃的大力反對,正源於對宜居空間的追求。

亞洲缺城市化典範模式

鄰近城市所擁有的漂亮海岸線,廣闊綠化帶,保存良好的舊建築,這些在香港卻一一被推土機摧毀,取代成高聳的玻璃大廈。不少亞洲城市均有租金廉宜的藝術村,部分更有政府大力支持,但香港的藝術家卻因活化工廈政策而遭迫遷。「最後我們的城市只剩下一元的空間,體制內沒有足夠的彈性,去創造足夠的機會,足夠的便宜空間讓年輕人發揮。」

一個宜居的城市,也包括有足夠的公共空間,讓人們可走動放鬆。Peter任規劃師學會會長時,曾大力倡議把中環德輔道轉變成行人專用區,以改善該區的空氣質素和整體形象,卻一直未能成事。「有趣的是佔領行動卻做到了,人人都說難得在中環呼吸到一口乾淨的空氣,路邊空氣污染指數也因此大幅下降。為何香港不如歐洲那樣,大大增加行人專用的區域呢?」

Peter曾在港大建築系任教多年,發現學生學的範例和參考書都是來自歐美,亞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卻甚少人研究,遂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缺,寫成多本著作。例如《街道與空間·變奏中的香港城市設計》(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中便研究了香港極度短暫的城市空間,The Urban Design of Concession則探索中國通商口岸中,租界的設定和殖民者的力量如何影響城市發展。而在新書The Urban Design of Intervention,他研究了更多亞洲城市的發展案例。

近年亞洲的城市化進程急速,從戰後只有一成多的人聚居,到如今超過一半人口住在城市,在劇烈的變化中,城市的面貌往往由多種力量決定。「在亞洲完全沒有一個城市化的典範模式,在城市規劃中商業區的擴展和老建築保育力量之間的拉扯,是城市發展的必經之路,有時不一定要前進,後退反而能持續。」

如今城市發展中更大的趨勢是城市之間互相連結,用快速的交通網絡連結,形成超級城市。面對着珠三角區急速的經濟發展,香港將難以孤立自身,隨着資金和人流在深圳河兩岸加速流動,彼此之間的界線也愈來愈模糊。「但我們對於珠三角區所發生的事情無所掌握,因此在許多方面,這條界線也確實存在。而且政治上仍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撰文︰張綺霞

攝影︰郭錫榮[email protected]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