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7日
早前有女童被父親強姦後報警,卻在家人壓力下被迫改口供,導致父親無罪釋放,最後家人被控妨礙司法公正,聽來匪夷所思,其實並不罕見。童年性侵案件遠比想像中普遍,只是許多都沒報警沒完成司法程序。被大眾看見的只是冰山一角。
由於侵犯她們的多不是陌生人,而是有權威的長輩,乃至是哥哥或爸爸,勢孤力弱,加上家人對加害者的包庇、社會對性的污名,她們往往不敢張聲求助,強行將創傷壓下,情緒困擾影響生活長達數十年。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最近訪問了9位受害者,將內容結集成書,曾輔助當中案例的社工伍頴琳(Tiffany)期望社會對性暴力受害者更友善。
2017年,#Metoo運動在歐美興起,香港運動員呂麗瑤在網上首度公開童年時被教練侵犯的經歷,激起千層浪,有支持亦有大量的懷疑與批評,最後司法機構介入,年代久遠缺乏其他人證,判罪不成立。
童年性侵案例定罪率一直低落,而且司法程序冗長,加上社會對性罪行的獵奇和責怪受害者的思維,不是每個受害者都願意報警求助。侵犯她們的多是信賴的親人長輩,「家醜不出外傳」觀念下,讓她們承受巨大壓力,不敢輕易將暴行揭露,人生從此帶着不能說的秘密,影響她們在成年後跟人建立關係,數十年也未必能走出陰霾。
痛苦記憶不時閃現
風雨蘭曾進行求助案例調查,發現童年性侵受害人平均延遲13.2年才敢求助,若個案侵犯者為其家人或親人,平均相隔時間更逾20年。究竟社會能否有一個更友善的環境,讓性暴力受害者可安心地說出所受傷害?這也是《倖存者言──童年性侵倖存者口述故事》的書寫起點,他們邀請9個曾經歷童年性侵的個案,分享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希望人們能多了解兒童性暴力的本質。
這9個受害人橫跨不同年紀,侵犯者卻無獨有偶全是熟人,是男性長輩,乃至是哥哥或父親,她們多數曾在事情發生後向最信賴的家人求助,不約而同地,家人不是無視,就是極力包庇加害者,猜疑、責難、否定她們的申訴。她們被迫將痛楚經歷壓下,復元之路更長。
Tiffany感嘆,他們不但沒有保護年幼的受害者,反而淡化事件,甚至禁止她們再說,禁止她們向其他人求助。傷痛得不到處理,過了一段時間仍深受影響,反而惹來家人責備,說她們不願意向前走,「不能揭露,不能再提,甚至不能為被傷害而不快樂。」
為了不被創傷經歷影響生活,亦為了保護家人,她們極力假裝正常,然而痛苦記憶不時閃現,不安感覺仍深刻影響她們,無法輕易與其他人或伴侶建立關係。「小朋友最信賴的就是家人,當家人要求不要說,她們會覺得說出來是自己的錯。他們帶來的傷害不比加害者造成的少,二度創傷需花更多時間處理。」
加害者和二次傷害她們的家人,她們都曾全心依賴和信任,因此帶着複雜情緒,難以割捨,有些甚至仍與其同住。「她們常掙扎要不要說出侵犯者是誰,亦是出於維護心態,才遲遲不找外間機構幫助。」要為自己求助,往往帶着罪咎,加害者卻可在包庇下自在過活。她感嘆:「她們已受害,仍要承擔令家庭完整的責任。」
求助無門,她們一度放棄希望,到多年後某個契機出現,才有機會真正面對這段經歷,再次求助。而更荒謬的是,家人常會在這時指摘她們「破壞家庭」,卻無視真正將家庭破壞、利用親情滿足私慾的加害者。因此她們常會懷疑,是否自己做錯了,久久走不出陰霾。「我們聽來很不可理喻,其實並不罕見。」
再度求助,她們曾經歷不同掙扎。一來是事件發生在年幼之時,怕說出來別人未必相信或重視,二來她們很難才令自己投入生活日常,深挖過去的感受,隨時會因此情緒崩潰。「要靠不去說,不去深思,她們才能生存下去。」但她們仍勇敢踏出那一步,透過傾訴和聆聽其他人的故事,逐步與傷痛和解,與之共存。
童年是塑造一個人性格的關鍵,不少幸存者在事件後變得憂鬱、怕事,要重建對人的信任和對自己的信心,並不容易。「有些人是斷斷續續來,到覺得自己可以處理某部分情緒,就想停一停,但其後進入人生不同階段發現仍未能完全面對,又再回來。」曾有幸存者被人問,創傷會否有痊癒的一天?Tiffany用另一個角度看這問題。「始終這不是一個病,很難用痊癒去形容。」但經輔導後,她們的確更有能力面對過去,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縱然情緒有起伏,但未必是回到最差的狀態。
作為同行者,Tiffany常被她們的努力和勇氣觸動。「她們不知道自己其實很堅強,縱然求助多次得不到回應,家人朋友都不理解,但她們仍不放棄去說、去找幫助,希望自己變得更好。她們很有毅力和生命力,只是不習慣去欣賞自己。陪她們一起走時,我只想讓她們看到自己這一面,其實力量從來都在她們身上。」
主要想情緒好一點
不少幸存者在向朋友乃至專業人士求助過程中再受傷害,封閉自己多年。專業資格並非專業行事的保證,曾有精神科醫生直言受害者沒有因此懷孕,不算創傷,書中有兩個案例是被親父侵犯,親母包庇暴行,其中一個社工竟在受害者離家出走後,私下聯絡父母與受害者見面傾談,最後受害者承受難熬的瘋狂指摘,另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則安排母親跟受害者一起接受輔導,任由母親大罵受害者仍袖手旁觀。Tiffany搖頭道:「作為支援者卻為幸存者帶來二度傷害是很諷刺的。」她從事性暴力輔導工作15年,認為價值觀遠比技巧重要。「要很意識到,自己會否也有一些迷思,會否也將責任放在受害人身上?」
而當她們向朋友傾訴,對方往往只追問事情細節,不斷勸她們報警,自此不敢隨便再說。Tiffany指出,有時她們仍未能完全面對及處理性侵經歷,最需要的只是不加批判地聆聽、明白和支持。「不需要問太多事情本身,反而多關心她們現在的狀況,接納她在事情發生多年後仍受困擾。」曾有個案求助時,每次都要近一小時後才能吐露一點情況,Tiffany都會耐心地等,不會催促。「容許她們按自己的步伐走,願意說多少就多少,我們都樂意聆聽。」報警與否,會讓幸存者自己選擇。「經歷性侵事件時,她們已被剝奪選擇能力,希望她們在輔導過程中能為自己做選擇,無論做什麼我們都陪伴。」
不是每個幸存者都會尋求司法協助,要面對大眾、辯方律師及法官的責難和質疑,壓力巨大。「不少幸存者都說,其實那個人最後會否坐監,她們不是太在乎,只是想自己情緒好一點,可以去處理這件事,想更多人肯定自己的感受。」
本地性教育有缺陷
曾公開表態的呂麗瑤亦在書中詳細講述自己進入司法程序的經歷,原來受害者只是「證人」的身份,無法自主發言,除非律師盤問,否則無法反駁一些針對她的荒謬或不合理說法。例如在法庭上,她們往往會被質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因而證供不可信。Tiffany直言:「這個完美受害者的人設其實有點矛盾。」首先受害人要是「好女孩」,乖巧聽話,事情發生後又要變成了另一個性格,懂得主動發聲,在性教育缺乏的環境下卻能意會侵犯是什麼,面對力量和權勢都比自己大的加害者,都能堅定地拒絕,並馬上找到支援去報警,被律師質疑仍情緒堅定。
最常見的質疑是,為何在對方傷害後,你仍會跟他同住、見面、聚會?「不要忘記,侵犯她的是家人,是信賴的長輩,如果不繼續跟他們相處,她可以逃到哪裏?無論是逃避或假裝友好,都是保護自己的人性化反應。但法庭卻沒有太多機會和時間讓你解釋。」
更諷刺的是,多年來有缺陷的性教育,竟然成為指摘受害者的理由。例如辯方律師質疑,電視廣告已經告訴你要發聲,為何沒有做?Tiffany嘆道:「目前的性教育都是要求孩子遇到性侵就跟信任的人說,但問題是她們信任的人沒有被教育如何回應。只着重教受害人如何保護自己,卻甚少教導如何尊重其他人的意願,不應侵犯人。」透過出版這本書,她期待社會能多了解性暴力受害者的處境,塑造一個對她們更為友善的文化。「希望社會對於性暴力幸存者的回應會有所改變,能真的幫助他們,不要再為其施加不公道的對待。」
伍頴琳(Tiffany)小檔案
出生地點:香港
職銜:風雨蘭服務經理
性暴力輔導工作年資:15年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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