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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7日

張綺霞 幕後人語

韓國女導演任順禮 爭取電影平權

韓國電影圈以男性為中心,任順禮是當中少有的女導演,地位就如香港的許鞍華。九十年代,韓國電影急速發展,掀起一股新浪潮,導演人才輩出,而她是當中非常罕有的女性,早於奉俊昊、朴贊郁等入行。早前她帶着作品參與香港亞洲電影節,跟觀眾分享自己的經歷。

雖然任順禮自言沒有因為女性身份而遭到太多歧視,但多年來她都努力爭取女性電影人的平權對待,尤其是#MeToo運動中,大量韓國性醜聞被揭露後,她更領頭成立機構,希望可以改變當中文化。「如今女性後輩有什麼問題都會來找我,我也會給予支持。」

任順禮從小就喜歡電影,雖然大學讀英文系,卻因為看到法國文化協會放映的法國電影,着迷不已,畢業後到巴黎第八大學修讀電影碩士,回韓國後就入了行。她先從編劇和副導演做起,不久就以《雨中散步》在第一屆首爾短片電影節中得獎,有資金拍自己首部長片《逃勞三兄弟》。

「我算是幸運的,入行並沒有太大阻礙。韓國電影業雖然仍流行師徒制,成為導演要從低做起,但環境開始轉變,有靠拍短片打響知名度的人如我,有一些外國留學回來的,例如洪尚秀、金基德,入行途徑多樣。」她自言,在男性主導的電影世界沒有遇到太多歧視。「可能是我從外國留學回來時已經34歲,年紀不算小,之前也做過電影工作,因此電影界的人都給我一點面子(笑)。」

可是她坦言,韓國女電影人遇到歧視很普遍。她曾在2001年訪問多個女電影人,拍成紀錄片《讓我拍下去》,揭露影圈中的父權現象。「就如比我早入行的女導演李美來,她入行時只是二十出頭,是八十年代唯一韓國女導演,幕後工作人員都是年紀比較大的男人,很多時都不理睬她。我拍攝《威基基樂團》時,也有個很有地位的燈光指導經常要我跟他喝酒,起初我不太願意,最後還是去了,花了一星期跟他熟落以後,工作才更順利。」

她指出,為了融入環境,九十年代末或之前入行的女導演,不少都刻意在行事上表現得男性化。「我們會跟員工一起喝酒,對方說鹹濕笑話也是在預料之內,這是沒有辦法、需要接受的事。」而韓國文化保守,早年一些女導演拍戲時已成家,承受巨大家庭壓力,甚至要帶孩子去片場工作,一些則寧願獨身。任順禮沒有結婚,和愛犬一起住在郊區。她笑言自己從小就沒有結婚打算,「還記得五六歲時,身邊朋友開始幻想婚禮,我已說我不結婚。」把全部時間投放在電影中,對她來說是自然的事。

20年後重看《讓我拍下去》,她很感慨。「韓國電影歷史超過100年,1955年時才有第一位女導演出現,我在1996年拍第一部長片時,只是有史以來第六位女導演,前輩都說女人拍電影很難,我相對幸運,沒有遇過太多問題。如今女導演的機會比從前多,也有許多獨立電影節,讓她們可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華,但商業大片始終不是很多女性參與。」

拍攝兩性故事

她的作品都或多或少融入了對父權社會的控訴,例如《逃勞三兄弟》講述年輕人無法適應社會對男性的期望和兵役制度,跌入悲慘命運。其後的成名作《威基基樂團》比較陽光勵志,也側寫父權社會對男人的壓迫,「千禧年初,韓國電影界連我在內,女導演不出3個,別人都質疑,為何一個女導演要拍男人的故事?懷疑我會拍不好。」她認為故事與性別無關,只是講現實和理想的碰撞,主角恰巧是男性而已。他們為了謀生放棄夢想,眨眼就到了30歲,發現自己不想再妥協,於是組成樂隊在夜總會表演,重拾昔日熱情,電影因為歌曲動聽而大受歡迎。

電影反應不錯,人們建議她也拍女性故事,就有了票房大收的《擲球之女》。電影聚焦一群為韓國贏得重要獎項的手球運動員,沒有把故事重心放在如何訓練和作賽,反而聚焦她們各自應對沉重的婚姻及家庭壓力仍堅持夢想。「演員很賣力演出這套電影,也說出不同角度的故事,這也許是電影成功的原因。」

 

這作品後,多了商業電影找她執導,她的風格也開始轉變,如2014年的《揭密風暴》,取材自黃禹錫幹細胞論文造假醜聞,節奏明快,少了她愛用的長鏡頭,多了很多近鏡和背景音樂。這作品讓她獲得韓國電影大鐘獎最佳導演獎。

黃禹錫是首爾大學教授,自稱成功用卵子培育出人類幹細胞,震撼韓國社會。大眾相信他的研究成果能幫助治療不治之症,將他讚譽為「民族英雄科學家」,認為他能拿下諾貝爾獎,為國增光,帶領國家走出經濟困境。他得到很多優待,不但坐擁大量資金,連政府也為他度身訂造法例,讓其研究暢通無阻。但其後醜聞爆發,先是用不符倫理的途徑採納卵子,隨後幹細胞論文也被揭發為杜撰,成為國際醜聞。揭發這醜聞的是新聞節目PD Note記者團隊,他們報道告密者提供的資料,卻被整個社會謾罵,政府、財團、管理層亦對他們施加壓力,最後輿論逆轉後,才得以順利播出。

電影的焦點並非在於黃禹錫,而是集中在新聞工作者的處境,從中揭露韓國社會層層相扣、難以解決的問題。她笑言起初監製找上她時,也曾因為議題太敏感而推卻。韓國社會如有一種共通的絕望情緒,無法解決眼前種種問題,於是渴望有一個英雄出現,令黃禹錫獲得那麼多盲目崇拜。他也順應熱潮,為人們塑造假希望。就算揭露造假真相,人們都拒絕承認,反而指摘發掘事實的記者叛國。而官商勾結嚴重,就算明知有問題,政府、大財團和媒體都幫助掩飾和掩蓋。就算其後法院作出裁決,仍有支持者不接受。

推動社會改變

她感嘆,這些社會矛盾都難以解決。《魷魚遊戲》和奉俊昊的作品,都聚焦這些問題,在國際大熱,但風光背後,各種教育、住屋、政治的不公現象,以及貧富懸殊、勞工條件惡劣等依然存在。被問到電影可為此做什麼,她深深嘆了口氣說:「可能有人會因此覺醒,但實際解決問題要有政策或政治改變配合。電影最多只是描寫現象,解決問題並非電影的工作。」

作為電影人,她自覺有推動社會改變的責任,她曾接下不少人權相關的拍攝工作,是動物權益和性別平權的倡議者,創立了韓國動物保護團體KARA,又在2000年和其他女電影人成立Women in Film Korea,舉辦電影節、工作坊等,幫助行內的女性。#MeToo事件在電影圈發酵後,她又與其他電影人創立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in Korean Film,專門推動電影業性別平權,幫助行內受性侵犯的女性。

她認為,在各種性醜聞被揭露後,韓國社會的性別意識也變得更好。「金基德性醜聞事件後,大家都發現,要解決的不只是電影界,而是整個社會對女性的看法。為女性發聲的團體也愈來愈多。」但她直言,改變速度比預期慢,尤其是上年紀的男人觀念很難改變,一些年輕男性也不太接受。「雖然我沒有說要為此拍一部電影,但相關想法已滲透在其他作品中。我相信也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創作時她常融入不同性別的視角,因此從來沒有人形容她的作品「女性主義」,但現實中的她,的確是個女性主義者。「如今韓國女電影人仍要面對許多難題,我也將繼續爭取婦女平權。」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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