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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日

譚淑美 訪談錄

塔利班奪權前一周回港 港大阿富汗女學生細說家鄉亂局

眼前的港大學生Sitara Zamani(蔡星娜),安然坐在校園的咖啡室,誰也沒想到她是在8月8日登機離開阿富汗的。那時,喀布爾機場正常運作,沒想到塔利班在一周內閃電奪權,直搗總統府。

「香港也許是我能居住的最安全的地方吧。」她憂愁地說。

憑着優異成績獲全額獎學金來港,出生在女性地位甚低的阿富汗,Sitara幸而有一個開明的父親,「知識改變命運,是我時時刻刻想着的事情。」她坦言。

當地生命如草芥,試過一枚頭顱在爆炸襲擊後飛入她的家園;在喀布爾,她獨個兒乘坐計程車,司機疑心懷不軌……再說這次及時回港,「我感到很幸運。」逃出生天的Sitara說。

生死只差一線,若遲一個星期回港,Sitara也不知是否還有命回來。

她總是微笑着說自己的經歷,笑的時候,挺直的鼻樑有少許皺紋,令她的笑容摻雜着哀愁的氣息。而即使談到傷心處,她表面也無什麼情緒波動。也許,生在阿富汗這長久以來動盪不安的國家,她和其他人民一樣,有點麻木了。

 

今年23歲,Sitara在阿富汗的加茲尼(Ghazni)出生及成長。一個阿富汗,幾個互相仇恨的民族。她所屬的哈扎拉族(Hazara),雖然在當地為第三大種族,卻依然被視為少數族群,不單長期受塔利班(主要是普什圖人)針對──哈扎拉族是塔利班種族清洗的目標──Sitara說,即使在塔利班奪權前,哈扎拉人也長期受普什圖人歧視,例如他們要成為政府高層從來不易。辨識身份何其簡單,不單是外形如身材較矮、眼睛較細,更白紙黑字寫到明,「身份證會標示種族身份」。兩個種族也說着不同的語言,「我們的達利語(Dari)近似波斯語,他們說的普什圖語(Pashto)與達利語有很大分別。」Sitara說她也不大可能跟普什圖人結婚,「否則人人會看扁你」。

人頭飛入家中花園

在阿富汗,生命如草芥,好像死神隨時在身邊。

「前年,我身在香港,我家附近發生一次汽車爆炸。有個頭顱飛入家中花園裏,我爸爸把它丟了。」記者把她的說法覆述一次,以確保沒有聽錯。是的,沒錯。那阿富汗人是否因看得太多這些事,所以麻木了?「這些事是常常發生,但也不是每天發生。」她把故事的恐怖度降低一點,帶點歉意地笑道。

塔利班拿下總統府前兩個月,她回阿富汗探望家人。

其時塔利班已蠢蠢欲動,她憶述由喀布爾前往加茲尼的路上,遇上很多塔利班檢查站。「因此我把電腦留在喀布爾,裏面有很多不利的證據──例如我出國旅遊、我懂英語、我的衣着照片……都是違背他們的信念的。」假如他們搜到,有什麼後果?「搜查站的人,會自行決定用什麼方法懲罰你,例如殺了你、把你強姦。這些都是在其他搜查站發生過的事。」一身黑衣的她說道。

日常生活上,「我在加茲尼時,基本上沒離開過家門。我們常常聽到槍聲,有一些晚上,我們要躲進地底的安全區避難。」她的語氣依舊平靜。

哥哥遇劫慘被殺害

近期喀布爾機場大混亂,大家有目共睹。千鈞一髮,她能及時返港,不能說沒有上天眷顧──不,是阿拉眷顧。話說因她返港需要一份有ISO認可的報告證明她沒感染新冠病毒,但她在喀布爾找不到相關機構提供證明,所以她要經杜拜取證明才可返港。此外,「我在香港訂不到隔離的酒店,因此我一度想過把回港的日子延至一個月後。」她猶有餘悸地說。

對於美國撤軍的決定,「這是美國與塔利班達成的協議,去到今日的局面,阿富汗人認為這是(美國)情報上的失策。」傳統上,阿富汗女人很少直抒己見,Sitara也有這個傾向。因此,再直接問她:她個人的看法又如何?她想一想才道:「塔利班不配管治阿富汗人,我們應該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美國人把我們之前的政府出賣了給塔利班。」但阿富汗人是否應該都要反抗呢?「很多省縣失守,是因上層的決策不周,令下面只能按兵不動,你看連總統加尼都逃走了。」

Sitara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個哥哥,下有3個弟弟。哥哥去年被匪徒搶劫,慘遭殺害,歹徒有三人,他們被捉拿歸案後,供稱是為了搶走她哥哥的汽車之故。她忿忿不平地道,「在塔利班佔領各大城市後,他們把囚犯釋放,這三人現在已離開了監獄。」

現時,Sitara的父親在躊躇是否把全家人弄到巴基斯坦去。「可是人蛇費每人要收約5000港元,而且去到巴基斯坦還有生活開支。」她臉有難色道,「父親在靜觀其變,假如塔利班真是如他們所講,不殺害平民,而他仍能在阿富汗工作,那麼他不會離開阿富汗。可是,若塔利班變臉──因過去他們的確殺害過很多哈扎拉人……」

Sitara成長在一個相對開明的家庭,父親是餐館老闆,母親是家庭主婦。她的3個弟弟仍在讀書。Sitara的英語很流利,而她在5年前才開始學習英語。父母為了讓她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一度由加茲尼搬到喀布爾。為了離開阿富汗,Sitara一直發憤讀書,「知識改變命運,是我最大的動力。」她直言。阿富汗女人一般自少女時期開始已被父親安排親事,女人出嫁後就不再工作和讀書。在她15歲,也有很多人來提親,但「父親叫我自己選擇」。

這種開明想法,有賴她一個已移民澳洲30年的叔父,「他常勸我父親,讓我過想過的生活。」她感恩地說。

然而,阿富汗對女人的限制,在她家一樣適用。例如當有客人來探望,只要有男性,她就不能與他們會面。其他習俗包括假如一個少女離家出走,若少女被抓到,她會賠掉性命,她的母親也可能被殺,這些事情仍在別的家庭發生。「對阿富汗人來說,沒有任何事較丟臉更糟糕。假如一個女孩跟男人私奔,家裏的男人會覺得有責任把她殺了,以挽救自己的尊嚴。」

獨自搭的士也危險

阿富汗很少女人獨自上街,她們常遭到性騷擾。Sitara早前在喀布爾獨個兒坐的士,就有一個恐怖的經歷。「我本不應獨自搭的士,但那天很熱,若搭公共交通的話,我要行很遠。司機在途中跟人說話,說什麼『我們正在前來』。我擔心他把我載到不知什麼地方,於是我叫他停車,但他不停。我把車門打開,他仍不肯停車。之後我向車外大叫,幸而有警察看到,他才停下來。真把我嚇個半死。」她吐一口氣說。

Sitara得到全額獎學金來港大就讀工商管理,還有一年就畢業,對於未來,她有什麼打算?「父母已叫我最好不要回國。」她坦言,手裏拿的阿富汗護照,要移民到別國也不容易。在港大的光環下,她去過泰國交流,沒任何問題,但一些小事如開銀行戶口也有困難,「我初抵埗,想開銀行戶口,遭受很多拒絕。直至我取得香港身份證,才能開到。」

在塔利班再度佔領阿富汗前,她想過畢業後返國,「我是想過在政府的商務部門找個職位。」

那麼,今天的她是否願意為塔利班政府効力呢?習慣了由男人作主的Sitara依舊先說:「我在澳洲的叔父覺得若塔利班堅守信諾(保障女性權利),我是應該回去的。」再問她自己的想法,她先是失笑一聲,彷佛她記起現在是身處香港,才慢慢地道:「我沒可能在一個時刻感到死亡威脅的地方生活,對吧?」

她不披頭巾,也不會每次跟人見面就說「阿拉」。

「其實,在我出國後,我改變了很多,我已不再是一般的阿富汗婦女了。我也不是穆斯林,我覺得我已轉為不可知論者。我不祈禱。」

吃豬肉嗎?「我不介意!」她淺淺一笑道。

撰文:譚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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