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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8日

張綺霞 幕後人語

攝影師助敍利亞婦女治療心靈創傷

捨棄家人朋友、事業、熟悉的社區,逃到一個陌生地方重新開始,這是難民的故事,也是不少香港人的故事。最近聯合國難民署舉辦「第14屆慈善難民電影節」(至 7月6日),所選電影縱然文化背景、經歷不同,卻很能引起共鳴。其中一套是講難民婦女如何走出別離傷痛的《別當我公主》(We Are Not Princesses)。

敍利亞內戰爆發後,僥幸逃離的人都在陌生的地方,帶着破碎的靈魂過活。《別當我公主》導演Itab Azzam為幫助敍利亞難民婦女,特舉辦戲劇工作坊,透過排演希臘悲劇讓她們抒發情緒,並邀請在中東做過多年獨立攝影師的Bridgette Auger聯合導演,這經歷也啟發Bridgette許多。

Bridgette Auger是美國人,大學主修攝影。過去多年,美國傾向將中東妖魔化,然而她對這地區很好奇,更去開羅的美國大學進修,拚命學習阿拉伯語和文化,並愛上了這地區,最觸動她的是當地溫暖的人情。「如果朋友發現已經一天沒有見到我,會馬上去我家拍門,問我是否生病。」

畢業後,她在2008年於敍利亞大馬士革的聯合國難民署實習,隨後成為常駐當地獨立攝影師,拍攝戰爭期間逃來的伊拉克難民。

幾乎被悲傷淹沒

其後她回到開羅,拍攝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示威活動,並以前線的女抗爭者拍成紀錄片。2011年,敍利亞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因鎮壓變成武裝衝突,觸發內戰,也造成龐大的難民危機,她在當年年底就到達收留大量敍利亞難民的黎巴嫩貝魯特,卻愈來愈感到無法承受。「我當時陷入專業疲勞中,思想很消極,覺得世界上只有壞事沒有好事。」

埃及人的民主只維持了約一年,隨後軍方發動政變,出現專政局面,讓她感到很挫敗。「在埃及,當時大家都很興奮,以為可以成功,我那時很年輕,深信自己所做的事的價值。」

在敍利亞人道危機爆發後,她很多敍利亞朋友都極憂鬱,甚至有戰爭的創傷壓力後遺症,每天聽着朋友的心情,也要採訪難民,老經驗的她也感到吃力。「單是聆聽和記錄他們的故事,那悲傷已淹沒我,最後甚至無法把攝影機放在難民之前。」

碰巧當時大量非政府組織人員湧到貝魯特幫助難民,她索性放棄拍攝,轉職地產經紀,幫這些外國人在當地租屋。如此做了一陣子,從前在大馬士革的同事和鄰居Itab Azzam突然找上她,找她幫忙拍攝一個戲劇治療計劃,Bridgette爽快答應。「這是透過創意和戲劇改變生命的計劃。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無力。」

監製早在約旦為難民舉辦過戲劇治療工作坊,參與者都很有共鳴,因此他們決定在貝魯特搬演另一個希臘劇本《安蒂岡妮》。參與者獲派劇本回家細讀,第二天回來,每個人都驚訝地說:「這不可能是2500年前寫的,這分明是我們的故事。」她們聽到後也很鼓舞,如看見改變的力量。「電影的火花就是在那時發生了。」

安蒂岡妮是公主,兄弟為了爭奪權力相殘而亡,舅舅掌權後,決定只埋葬一個,宣布另一個是叛國者,棄屍荒野讓野狗野鳥咬食,誰敢反抗,格殺勿論,安蒂岡妮不忍,寧願冒生命危險都要將哥哥埋葬,就算她的姐姐力勸其忍讓,她仍堅持,最終被殺害。這群為了逃難被迫捨棄親人、連摯愛最後一面也看不到的敍利亞女人,深深感受到安蒂岡妮面臨壓迫和痛苦,以及想好好埋葬親人的渴望。「核心問題是,你會否願意為所信押上性命,還是選擇低頭,為保護自己和家人而放棄?」

有趣的是,她們很多都不認同安蒂岡妮寧死不屈的選擇,有些人甚至認為她姐姐是對的,安蒂岡妮應該為了存活和保護家人而忍讓。

當時Bridgette深信安蒂岡妮為信念而死是正確的,後來有了孩子,她終於明白,參與者為何會反問:「如果安蒂岡妮有孩子,她還會做同樣選擇嗎?」

起初參與者都很怕鏡頭,拒絕拍攝,Bridgette也很體諒她們的心情,因此先跟她們深入相處,慢慢地,有一個由5人組成的小圈子出現,她們不但不怕鏡頭,甚至能自信地在鏡頭前說出自己的事,隨後成為電影主角。

戲劇導演邀請敍利亞婦女在原有劇本、感受最深的對白上,加上自己的故事獨白,與劇中情節對應。一位參與者表示,自己被家人安排嫁給一個不喜歡的人,人生很灰暗,就如愛人被家人殺害的王子一樣。

另一個女子憶述自己在槍林彈雨中抱着患白血病的兒子衝到醫院,最後卻無法挽回他的性命,連喪禮也要在無人送別下草草完成,是她人生中的遺憾。還有一個逃離後無法回國,連兒子在家鄉被殺害也無法回去親手埋葬的老婦,一向樂觀堅強的她突然在鏡頭前情緒崩潰,泣不成聲。「這些故事,她們需要不斷重複練習,直至可以在台上說出,每次重說一遍,都是重新處理情緒的過程。」

以電影拉近距離

這些婦女看上去很平靜,只因她們把創傷壓得很深。「劇場是難得令她們可以放鬆一下的空間,讓她們認識另一些同鄉,互相聆聽和表達,形成姊妹情誼,一個安全網,讓她們更有信心站出來,向其他人、向觀眾說自己的過去。」她們慢慢不再害怕鏡頭,希望讓世界理解敍利亞女人的真正模樣。

在崇尚父權的伊斯蘭文化中,女性要拋頭露面不容易,5個被訪者中,兩個就被家人禁止出鏡,只能透過聲音表達想法。參演有一定壓力,因此她們會得到工資,在家庭經濟緊絀、難民工作機會不多的情況下,丈夫也沒有理由反對。「當她們變成家中的經濟支柱,就有更大的主動力量。」

她們在劇場排練中慢慢建立自信,開始敢於衝破文化中的性別定型。有參與者排練晚了,回到家中累透,丈夫卻質問她「晚餐在哪裏?」她立刻反駁:「我工作了一天很累,你自己煮吧!」Bridgette知道後哈哈大笑:「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件事!」

美國社會對中東有偏見,她感嘆,許多美國人都喜歡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想事情,她希望他們可以理解,所有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雖然這些婦女是難民,但她們只是平凡人。「起初我覺得每個女人都如英雌一樣,但拍攝久了,會覺得她們並非獨特的女人,或者說,每個女人全都是很獨特的。她們每天都在面對生活不同層面的微小抗爭,簡單如跟老公討價還價,最後推動很大的改變。」

有觀眾看完電影說:「哇,我從不知道戴頭巾的女人可以那樣講話。」她們在鏡頭前吸煙,跟老公據理力爭,跟姊妹互相支持和安慰,全都很聰明和口齒伶俐。Bridgette不想將她們描述成受害者,反而要呈現她們的力量及平凡特質,不想觀眾和她們感到距離。「我不想觀眾說她們的問題我們沒有,就不再關注。」

「當我是年輕記者時,我常覺得,沒有改變只因人們缺少相關資訊,只要他們知道更多,對中東的成見也能打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上面,卻發現這方法完全行不通。」後來她發現,最應該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她希望電影能將這距離縮短一點,「如果能做到,世界會更友善。」

而原本對世界絕望的她,因和參與者建立了深厚友誼,重新感受到人間的溫暖。當時她30多歲仍未婚,一班女人很為她憂慮,每天都要指導她如何打扮,想幫她盡快找個老公。她們經歷如此大的創傷,仍有能力去照顧他人,她深受感動。「她們是最了不起的女人」。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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