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
王若水的《談談異化問題》初刊於1980年第10期《新華文摘》,我那些年還是中一小雞,自然沒法及時讀到,我讀的是後來收在王先生文集《為人道主義辯護》裏的版本,時為1986了,然而,中間自曾遇上1984,那是George Orwell一語成讖的一年,那年初《明報月刊》刊出「一九八四紀念號」,主編人董先生應景寫了一篇迴還往復的〈溫斯頓的異化.楊過的異化〉,從此「異化」便熱乎乎地烙在我的記憶海馬體上了,忽爾三十六年。
可是,董先生在文章中還是語焉不詳,沒有解釋過何謂「異化」,倒是引了一回宋人張俞的詩《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說的其實是「異化」的某一面相,即勞動人民付出了勞力,勞力所出的成果卻轉付了他人,誠所謂the alien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their product,那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所應消滅的一種「異化」,但跟王若水念茲在茲的「異化」頗不相同,也跟楊過的所謂「異化」了無干涉:那天,楊過在荒野上曾見眾馬奔馳,自由自在,心中一樂,忽見一匹又癩又瘦的黃毛醜馬拉着一車薪柴,更為座上的莽漢不斷揮鞭抽打,楊過一怒,將莽漢拉下馬來,然後拍拍馬背,便讓那醜馬揚長自由歸去。
董先生偏說楊過那一刻從醜馬身上深切體會到「人的異化」云云,那是將alienation說成是嚮往liberation了。我以為歷史和歷史理論倒不見得是那樣纏夾,《1984》裏的Winston Smith跟楊過最多是略帶邪氣的自由人,「個性解放」自是他們的DNA,故他倆俱難以服從黨的不人道指揮和武林正派的綱常倫理,但他們沒有「異化」或「被異化」,即如黨和王若水之間,「異化」了的一定不是王先生,王先生心上的「異化」指的其實是一種詭異的變質,他在借馬克思的一個說法,指桑話桑,指槐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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