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5日
永生的《思想香港》,卷首是盧亭,卷末是天朝管治的他者,說的是我城歷史古今、想像與真實的兩頭,書上中間穿越的是冷戰左右角力、文革香江、反殖中文運動、火紅激進、民主回歸、無忘六四、本土興起……一切不是直線的猛進,而是匍匐逶迤而來的曲折變化。事後回顧,已是千頭萬緒,何況當時?當時自是更惘然。
我們自雨傘以後經歷的低低高高,calm and storm,希望絕望,既是他朝反思與重構歷史的材料,也是當下魂迷的悵然。
無論是永生還是安徒,其文章其專著說到香港處,俱愛說hybridisation,一種我城常見但又不好分析的雜糅與共生。戀殖與反殖,溫柔與激烈,一國與兩制,進路與退潮,俱在同一時空中蔓延激盪,宛如天上的蔚藍與皓白,hybrid and hybridising。
我恒愛魯迅《秋夜》的開端:「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兩株棗樹其實也可以是一株跟一株的hybridisation。
關懷此時此地的你我他她,竟或以「雜糅共生」互勉。
那天永生/安徒跟我在大氣中念了一段莫昭如的話,居然低眉,居然垂首:「……中國民運,香港社運, 一路有延續和承繼,不過有高低跌宕吧……身在運動的版圖裏,你不知道高潮何時來臨,永遠都要準備,但永遠準備不夠。」
寫在區議會選舉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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