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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0日

張綺霞 訪談錄

幸存者是社運分子

幸存者和日本社運分子,聽上去是被幫助和幫助者的關係,但實際上,幸存者並非被動,反而是社運分子之一,帶領運動,並啟發幫助她們的人。而社運分子並非單純付出,而是不斷從幸存者身上學習,後來更加受到啟發,積極在不同範疇推動社會改變,參與更多女性主義和種族平權運動。

這些社運分子身份多樣,大多是女性,有位是傳統知名女校出身的千金小姐,因為曾到台灣旅遊,受到充滿人情味的款待,決定以研究台灣慰安婦作為回報。有位則是父親曾為二戰士兵,她自覺背負着當年國家犯下的罪咎,決心要負上責任。

幸存者普遍對日人抱有敵意,說話常帶有攻擊性,但日裔社運分子卻能用極大耐性跟她們相處,也沒有迴避自己是加害國後代的責任,最後幸存者態度慢慢軟化,兩者竟建立親密關係。Eika也感嘆,「我很欣賞這些社運分子」。

常聽到不少研究者批評,這些社運分子其實是在誘導幸存者說出他們想聽的真相,Eika對此憤憤不平,認為批評者不明白聆聽對這些積極分子是如何困難。「她們從不忘記自己罪咎的位置,也因此,傾聽對她們來說是很心碎的過程,但她們沒有迴避,一直堅持去聽去理解。」

在聆聽時,她們從不輕言「完全理解」,「她們都非常盡力,真誠且認真地聆聽,用盡方法去理解那傷痛。」就算訴訟失敗,這份用心理解的心意,幸存者也能接收到,就如滿足了日本政府拒絕履行的、回應的責任。

日本許多維權人士都為這運動奉獻了許多金錢、時間或精力,但他們從不覺得自己的付出是什麼回事。有律師更將自己的事業放在一邊,義務承擔法律工作,甚至出資為組織購置辦公室。有人投身超過25年,甚至為運動用光自己的退休金。有朝鮮裔主婦被臨時拉夫幫忙照顧慰安婦幸存者,卻為其故事震撼,自此成為中堅分子,犧牲了許多和子女相處的時光。年幼的女兒更曾問她,究竟自己和幸存的婆婆,哪個比較重要?雖然慚愧不已,然而接觸這些幸存者久了,她覺得自己無法坐視不管。隨着這些幸存者一一離世,曾經親身接觸和聆聽的積極分子,更覺得自己有責任將運動延續下去。

從這些活躍分子身上,Eika也學會了很多東西。「我明白了,在這場運動中,人與人的溝通比什麼都重要,真誠地傾聽,發展同理心,保持謙卑。我特別欣賞他們的堅持,許多人已經80歲了,依然精力充沛,更聲言要戰鬥直至死。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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