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1日
姑丈領我們走到人龍前端,踏上數級便見一個簡陋的房間,房內坐着一位瘦削的中年人,他以聽筒循例為我檢查一番。
「嗯,小問題,準是水土不服。」說罷, 便離開房間,我以為醫生已診斷完畢,豈料沒待多久,他已拿着一支針筒折返:「打一針便可痊癒。」
那針筒粗如拇指,看着,實在令人害怕,姑丈在右側緊緊摟着我不停安慰,這個角度剛好看到他的手錶;醫生給我注射的不知是何藥劑,但見姑丈手錶的秒針大約轉了三圈,這三圈的注射時間恍如一個世紀。
醫生把針抽出後說:「記住要多喝水。」我們三人沿着來路回去,與那條長長的人龍迎面再遇,每對眼睛依舊茫然, 看着不守秩序的我,在那塊「優待港澳同胞」的木牌震懾下,沒人露出半點怨懟,有的,只是我內心掠過的罪疚感覺——他們都是前來求醫的,病情可能比我嚴重,那我憑什麼可以獲得「優待」,毋須在烈日下輪候?
也許,在他們眼中,一切的「不合理」只要得到管理者認可,全都變為「理所當然」,既是理所當然,怨懟又有何用?這種「理所當然」的觀念,不也是潛伏人們的心底嗎?
1968年,我們一家四口搬進石排灣徙置區。對一個長期困守板間房的孩子來說,這個新環境全是新奇的、美好的,而我也漸漸蛻變為一個喜歡遊蕩的街童,四處探索新奇的事物,包括不該探索的地方——賭檔。
應該說,並非我特意尋找賭檔,而是它們的位置實在顯眼,日間只要在香港仔走上一轉,總會在某些後巷見到一群人圍着番攤、牌九叫囂;就是石排灣第一座的空地,有時更會變為露天賭場。
這徙置區共有七座,每到傍晚,每座樓下都有人開檔售賣粉麵熟食;第一座最是熱鬧,每逢周六周日,便有人在對出的空地架起數十枚燈泡,燈泡下擺着十數張摺枱。
初時,我還以為屋邨辦事處正要舉辦園遊晚會,後來看見每張枱均放着一部收音機,收聽同一個電台——澳門綠邨電台;這個電台,街坊常常謔稱為「澳門肉酸電台」,最受歡迎的節目正是澳門逸園賽狗的賽事轉播。
每場開跑前,賭徒先向主事人下注, 主事人便在附有過底紙的拍紙簿寫下注項,一式兩份,付錢後各執一張,賭徒然後圍着收音機傾聽賽果;當眾人賭意正酣,一輛警車已悄然而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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