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3日
手術後已經三個多月,每天除了服藥、洗腎,還要按時回到瑪麗醫院或抽血或覆診……對一個長期病人來說,當你無力改變身體狀況時,便只能盡力適應這種伴隨餘生的生活節奏;有時,我甚至懷疑自己已經喜歡上了這種「習慣」。
很快,我又收到醫院通知要回去一次,今次不是覆診,而是院方給腎病患者安排了一場講座,地點設在K座地庫——大家先要經過一段陰冷的走廊,然後轉入一個大房間,不到5分鐘,已坐滿三四十人,有幾位老人家還是坐着輪椅前來的。
講座由兩位護士主持,主要講解公立醫院的換腎原則:所有病人須按年齡、血型分組,當有人捐腎或有屍腎,再依照次序和血型配對合適的病人;護士強調,一切會按着次序和配對,不會因某人有權有錢而讓他調到前頭。不少病友認為這種方式算是公平。然而,每當提及「病人的公平原則」,我總有一份塵封的歉疚。
自從父親過世後,大伯像很有危機感似的,說:「如果有天我也死掉,便沒人帶你回鄉了!」我很明白大伯那一代人的想法,家鄉就是「根本」,無論去到哪裏,總不能忘根忘本;而且他弟弟走了,自覺有責任帶我這個姪兒尋根,就算一次也好。
1972年,大伯一家六人與我終於一起回鄉——廣東省三水縣橫江村。首先大伯買了幾根擔挑、七八個麻繩織成的魚網袋,然後往魚網袋裏塞滿舊衣物、餅乾、罐頭、花生油、萬金油、保心安油……出發前,他還叮囑我們幾個小輩一些事情。
「如果遇上穿制服的人,要稱對方為『同志』;最重要的是,絕不能向他們說『恭喜發財』。」他沒等我們詢問原因便已解釋:「在那種社會,『發財』就是罪惡啊!」
早上,我們一行七人扛着大袋小袋行李踏上1A巴士直達尖沙咀碼頭,下車後走進旁邊的火車站,那是一次困苦之旅的開始——由於乘客太多,班次太少,所有人只能在空氣不甚流通的站內緩慢前進,有時甚至要停下來,一停便是一兩個小時……
好不容易才到達羅湖,下車後又要排隊過關;過了香港這關,原來還有更難的一關要過——同志要我們把魚網袋的物件全部拿出來。那刻,我瞥見柱子掛着一塊寫有「優待港澳同胞」的木牌,同志們就在這塊木牌旁邊,向過關的人詳細檢查行李。(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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