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3日
英國在1990年成立了人類受精與胚胎學管理局(The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其前任主席Ruth Deech女男爵在我念中學時是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St Anne's College)校長。我上兩星期冒昧地寫電郵給她,請她給予過去30年對生殖法演變的觀感。我還說,她其中一位學生曾鼓勵我報考牛津法律系,還帶我進學院參觀,在當時以灰黑色建築的宿舍及飯堂向我講解「惡意轉移」(transferred malice)。沒想到現在念法律,終於要向她請教。
教授還未回覆,不過過了那麼久向她寫出這段有趣的往事,自己也有點釋懷。她是聖安妮學院1962年入學的舊生,以一級榮譽完成法律學位後,成為知名的家庭法大律師。於是我翻閱她所寫的文章,希望從中找到HFEA原先設立的背景,無意中看到2001年皇家醫學學會的一篇演說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iques and the Law,主持人這樣介紹她:「This evening we are very fortunate indeed to have Ruth Deech to speak to us. I gather that Bertie Leigh was the 『boy next door』. Ruth is a lawyer...」心想奇妙的事又發生了,那星期正好有一位香港醫生知道我要回英國,雀躍地說:「我昨天跟一位專門負責醫療事故的律師Bertie Leigh吃午飯,讓我介紹你們認識。」
所以我和Bertie交換電郵不夠兩天,我便去信問他為什麼是「boy next door」?原來他跟教授在五六十年代是鄰居,兩家人只有三伙之隔。教授的記者父親Josef Frankel從波蘭Ustrzyki Dolne受納粹德軍迫害逃至維也納,最後逃到倫敦,成為了The Jewish Chronicle編輯。Bertie和他的律師行負責不少人工生殖法訴訟,多年後再次跟教授碰頭,提起他們一同長大的地區,又有說不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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