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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9日

馮文韜 視線所及

歷史大師與自由風

「作答時可不要只顧發表自己的『偉』論,這不是讓你吹水的議論文呢!」記得當年準備A-Level中史科考試時,老師常常告誡,要在考試取得高分,應該在作答中多引經據典。除了古人名言,更提出其他歷史學者的分析,以支持論點。老師推薦最多的學者主要有兩人:史學大師錢穆及其高足──余英時先生。

當時天天均要操練試卷,一心想着爭取高分,自然不會深究錢余二人到底是何許人。只知道用以溫習的《國史大綱》及《國學概論》為錢穆所寫,而余英時則是對各種歷史發展也有評論的學者,引用他會有助得分。直至考畢公開試,閒來閱讀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才知道兩人跟香港淵源甚深。錢穆先生在1949年國共內戰後出走至香港避禍,他在港繼續辦學,創立新亞書院,並在1963年與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合併成為中文大學。而余英時先生則是新亞書院初辦時,投入錢門學習歷史,後來更一度成為新亞書院的院長及中文大學副校長。

余英時在去年11月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了小時候生活到他遠赴美國哈佛大學作研究的一段經歷。出生於1930年的他與家人為了遠離戰禍,在抗戰期間回到安徽的故鄉生活。雖說民國期間,城市中的社會及政治形勢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鄉間仍保存着中國傳統文化。這不僅讓作者能近距離觀察華夏文化,他亦因而未有如大城市的知識分子青年般,深受共產主義薰陶而變成狂熱革命分子。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作者跟無數國內知識分子一樣要作出影響一生的抉擇──「留下或離開」。當他到香港探望移居至此的家人時,曾一度打算回到燕京大學教書,也好為建設新中國出一分力。然而當他回到廣州,準備乘搭前往北京的火車時卻突然心血來潮,記掛家人無人照料,毅然決定回港工作定居,從此命運亦不再一樣。

回憶錄也記載他早年求學及對社會觀察,最教人印象深刻,是他首次過境香港的描述:他形容自己過羅湖橋一剎那,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感受之深切為平生之最。70年過去,國家雖已穩定發展,再也沒有難民逃亡,但當人們從內地回來,仍然會感到香港自由的氣息。有某香港政協委員早前便表示從內地做完生意回港,也會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余英時在香港時,與父親及家人到大澳及山頂看海、坐茶館,但在接受訪問時,卻表示已把所有足跡細節忘記了,但對那股自由氣息,始終印象深刻。但願大家也能繼續努力,讓老學者所記得的自由風,能在將來流傳下去,不致淪為眾人的回憶、歷史和過去甚至成為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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