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1日
這個城市,愈來愈被一種憂鬱情緒籠罩,無論是不堪學業壓力輕生的孩童,還是在貧苦中無法照顧重病伴侶絕望到要殺妻的老人;無論是因為參與社運運動而有情感創傷的抗爭者,承受着供樓壓力的年輕人,還是在公營醫療體系中苦苦掙扎看不到出路的醫護人員。看不到出路的沉鬱,最後選擇放棄追求所想,似乎是城市的共同情緒。
在這個困頓年代,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如官方鋪天蓋地的「正能量」廣告宣傳,而是深刻反思,究竟這種抑鬱情緒來源是什麼,除了因為個人「抗壓性」,也有更多社會的因素在背後驅動,若不從根源着手,理清這些情感脈絡,而繼續把問題只歸咎於個人,只會讓更多人在絕望情緒中徘徊。
一帖良藥
許寶強的《情感政治》,或許是當中的一帖良藥,梳理這些年來各種讓我們覺得「絕望」、「頹喪」、「無力」的原因,並尋求將這些情緒轉化成行動力的可能。他從當代社會的「知識危機」理論出發,解釋「悲觀主義」情感泛濫的成因,是來自政治兩極化和媒體及知識機構的轉型,讓人們愈來愈失去客觀判斷的事實基礎,導致輕視多元價值,轉向拒絕思考的犬儒心態,或是二元對立的思維,也轉化成立刻行動的鹵莽或退縮迴避的沉鬱。
情感向來被輕視,然而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研究情感的社會生成脈絡,如Ahmed的「情感的文化政治」理論,思考政經體制、語言符號、心理能量,如何在社會脈絡中生產、流通和消費。許寶強從這套理論出發,認為影響着香港情感生產的,是資本主義中的「恐懼文化」,社會各方都放任恐慌情緒產生,讓人們更信賴「權威」。與此同時,殖民年代滋長的「中產價值」,也養成把一切問題歸因於個人的習慣,而忽略新自由主義中「勝者全取」、向上流動更困難的實際環境。
期望英雄
這兩種思維催生下,人們容易處身被動位置,期望有英雄打救,失去英雄就放棄行動。這也是為何傘運加上DQ及參與者逐一被起訴,對於社會事務也開始不聞不問,乃至思考移民。加上治療文化盛行,個體自行常被要求「改正」這情緒,達至「正面」與「健康」,而忽略那未被看見的社會脈絡,也加深沉鬱無力的情緒。
如何在這種情緒中找出路,許寶強從鮑曼的「自愛」理論出發,明白愛是要在與其他人建立關係中建立,接受自己只是個受環境和人際影響的脆弱個體,才有與其他人連結的可能。無論是社會抗爭、學業還是工作,都不必以「成功」為價值決定的指標,對自己也沒有「完美」的期許,明白個體力量有限,不必為「失敗」負全責,才能把絕望變成希望,尋求與更多人連結的可能。只要有更多人願意投身討論,在參與社運中繼續找到價值,就代表希望不斷在滋長。
意識形態
行有餘力,也可看看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從更學術和深入的角度,探討這些年香港社會結構的根源問題。他大膽提出,其實現實中的「一國兩制」並不存在,因為兩制都是奉行資本主義,唯一分別是在威權管治的力度。這些年來政治權力愈來愈失衡,本地的利益也愈來愈向有勢力者及大財團靠攏,壟斷情況加劇,各種大白象工程推行及失去監督,金錢以外的其他價值如民主、言論自由、法治都不斷被摧毀,社會運動碎片化,個體也漸變得犬儒,在這改變過程中也被消音。
要對抗這種利益團體更為坐大、民間愈受欺壓的趨勢,人們唯一能抵抗的,就是不要服膺於「有奶便是娘」、「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邏輯思維,認清問題根源不在國族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明白就算經濟增長,也不代表民生可改善,建立更多民間團體建立主體意識,保護每個人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拒絕謊言和恐懼。才是這個城市的出路。
撰文: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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