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
殷先生和林毓生的師生情誼從來是近世杏壇佳話,直是「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的當代影真,葉隱和我俱曾嚮往,那一卷《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更是讀得很熟很熟。《書信錄》初刊於一九八一,台北獅谷出版,我們無緣遇上,葉隱和我讀的已是1984年遠流印的再版本,十年後國內王元化先生主編《學術集林叢書》,隔岸隔世收入了《書信錄》,又十多年過去,官氣十足的中央編譯出版社居然刊出《書信錄》的「重校增補本」,當時林毓生已壽逾從心,尚親自操觚,於訪問我城講學之際重校一遍師生書札。我便趁機捧了《書信錄》及其成名作《思想與人物》和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到講座上拿個題簽,歡喜了好半天,然而《書信錄》從此便高懸架上,再未翻過。倥偬又十年,光陰彷彿粵語長片中水流花落的一鏡,志氣心事亦早跟年齡明裏暗裏背道而馳,如沒有鮮血流轉而默默壞死的四肢,截去與否,無關宏旨了。若不是牛津林先生上周那幀殷府睡蓮照,我便無由從架上取下《書信錄》,啟卷若有光。
1967年3月26日,殷先生精神健朗,握管寫道:「今天院內陽光普照,我手植的杜鵑、石榴、九重葛、紫茉莉正在盛開……上帝也有叫人好過的辰光,我剛才在自己修築的水泥路上慢步歸來,全心全意寫這信給你們。」這個「你們」自有日後少年的我!那年月殷先生已罹胃疾,眼前更是蔣家布下的牯嶺街白色恐怖,寫信那天殷先生俱不介懷,寫的不是病不是恐怖,卻是C.G.Hempel的新編文集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許多年後的一個冬夜,我在學院宿舍洗衣間一邊洗衣,一邊拆開手上的Amazon包裹,竟是Hempel的那一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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