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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5日

譚淑美 訪談錄

中國語言學者關詩珮:士丹頓是英國漢學之父

關詩珮是香港人,目前定居新加坡,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早前出版《譯者與學者》,書中講到多名與香港殖民地時期有關的英國漢學家或翻譯員的故事,其中包括士丹頓街的George Staunton,雖然未有證據顯示他曾來港,但他有「英國漢學之父」的稱號;此外十九世紀在香港最高法院做翻譯的威妥瑪(Thomas Wade),曾對兒子說:「說到底,現在學廣東話比北京方言更流行。」

關詩珮不諱言「以往來港的英國人都學廣東話」,但現在調轉了,記者說外國人現時在港都學普通話,她點頭說:「對,但香港不要害怕失去廣東話,我們的意識已很高,我們會保護它。」

訪問地點在中環士丹頓街,訪問時間是下午2時。不足5小時後,關詩珮就要乘飛機回新加坡去。她竟然從英國買了手信送給初次見面的記者,是一盒鳥結糖。

她的人生就是周圍寄居,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文本科,師承「小思」盧瑋鑾,後來到東京大學進修,之後再到英國修畢博士。

11年前她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書直至現在,她仍不時驛馬星動做研究。甫見面,她就有感而發形容自己是「無腳的雀仔」。因擔心她迷路,記者還要去銀行接她到拍攝地點。

士丹頓是港督上司

雖然「士丹頓街」沒有明確記錄指出紀念哪位「士丹頓」,關詩珮相信那是有「英國漢學之父」稱號的George Staunton。但她說甚至沒有證據指明,士丹頓曾經踏足香港。

書內指,士丹頓出身自上流社會,13歲時隨父親來華,趁着數個月的航程,本身甚具語言天分的他,已從隨團翻譯員身上學到基本漢語和漢字。因當時翻譯員不夠,抵埗後在機緣巧合下他充當翻譯員,為使團解圍,「令天子乾隆大悅,並賞賜了一香囊,而成佳話。」

士丹頓回英國後,無間斷地學習中文,讀物包括從一名在中國生活30年的傳教士取得的《拉丁漢語字典》等書籍,後來他又加入東印度公司英國商館,在廣州定居多時。至於他被譽為「英國漢學之父」的原因是,他曾經排除萬難在英國率先設立首個大學中文教席(1837年,在倫敦大學),為英國傳播漢學奠下基石。說到底,香港街道何以用他的名字命名呢?

「這是純粹臆測,因士丹頓是普通的姓氏,究竟指的是哪個士丹頓呢?但有書記載,士丹頓街在1850年或之前已存在,而附近的街名都是紀念名流紳士。我有這個想法,因戴維斯是由士丹頓推薦做第二任港督的——戴維斯懂中文,前任砵甸乍不諳中文,士丹頓覺得找個懂中文的人做港督較好。此外,戴維斯亦曾經在東印度公司做過士丹頓的部屬。我覺得是戴維斯被擢升做港督後,把此街名作為回禮。」戴維斯駐守香港時間為1844至1848年,時間吻合。

《譯者與學者》除了提到士丹頓,還有提及其他知名的英國漢學家。

問題是,他們當年是學廣東話還是普通話?

「最早歐洲人跟朝廷交往時,是用Mandarin(編註:意謂『官話』,包括南京官話、北京官話、滿語,不同時期有不同演變)。」她詳細解釋:「到英國人來華,已相隔好些時候,因英國人主要來港或廣州,因此他們當時學習中文就是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識嘢的人』如馬禮遜(摩利臣山道以他命名)就廣東話及Mandarin都通曉。我相信Fearon是教講廣東話的。」

Samuel Fearon(飛即)是全英國第二位大學的中文教授,他自幼在澳門居住,在林則徐燒鴉片事件中擔任過翻譯工作。書內指,後來英國佔領香港,飛即更乘坐戰艦來回遊弋,以廣東話向沿岸居民及水上漁民宣讀佔領香港島主權條文。他後來加入殖民地新政府工作。

以往來港的英國人都學廣東話,但現在似乎沒多少外國人學廣東話了,來港生活的外國人,就算要學都是普通話,對嗎?「對。」她點頭說:「但香港不要害怕失去廣東話,我們的意識已很高,會保護它。但我覺得也不要因而排拒普通話與英語。我擔心我們失去兩文三語的能力。」

翻譯錯誤引致災難

翻譯錯誤可引致災難,《南京條約》(即割讓香港島的條約)曾出現中英版內容不相符。書內指「英國貿易及關稅的利益,在英文版的《南京條約》中的第13條及第17條整段失去」(節錄),但關詩珮表示,最大問題是,這錯誤由法國人抽出來大造文章,更取笑英國那位翻譯員是否被收買了。

「全歐洲虎視眈眈中國,只是英國能打開缺口,本來英國打贏了仗,卻在翻譯骨節位出現『醜聞』!」但她判斷,此乃「翻譯在未專業化所出現的難度」,換句話說是失誤,不是有心造成。

她維護其時的英國譯者,另一論點是指他們某程上會維護中國的利益,以防止侵略者蹂躪中國。「英國譯員因為喜歡中國文化才學習中文——例如,我覺得威妥瑪不是中國近代史上某些人所描述的野心家或剝削中國利益的人。他來香港做過最高法院的翻譯員,後來再被派駐到中國做領事。他引領了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如中國郵政及電碼系統,皆由他提出。」

「當然其時有不少洋人是野心家,如火燒圓明園就是好例子。」她喝一口咖啡後補充道。

談中英翻譯,書內指出原來「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人因中文是象形文字,以為在語言學上它源於埃及。」即是,歐洲人一度錯估以為漢學來自埃及。

關詩珮認為中英兩國文化不同,不少字眼也難以翻譯得傳神。「如sympathy,中文譯做『同情』,好像有點高高在上,例如:我同情你。『心』部的中文字,常常未能與英文完全對譯,但這已是哲學的問題。」

她笑指,寫慰問卡,若用英文寫可用「sympathy」一字,但中文無可能說「我同情你」,「我們在中文慰問卡可用『問候你』,但這不是sympathy的意思。英文的ambition是正面的字眼,中文卻被譯做『野心』,好像深謀遠慮,城府很深。」

「我們現在寫中文也受英文影響,如以前寫中文書信,不會寫『陳小姐,你好』,現在大家都會這樣寫。這是直譯英文『How are you』而來。」她邊想邊道:「以前問候別人,這樣寫:你別來無恙?」

最後,因她寫過研究文章探討村上春樹的作品,那麼,對於早前村上春樹的著作因有性愛描寫場面而被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她有何感覺?「真是很丟架,這是一個文學作品。幸而學界有人發聲。」她帶點不滿道。

那如何界定不雅與藝術?「它有沒有煽動情慾,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關詩珮小檔案

職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學士

出生地點:香港、現居地點:新加坡

 

 

 

撰文:譚淑美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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