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1日
台灣藝術家黃致陽在北京已經「定居」12年。這裏的定居之意,不僅指他在北京生活的長度,也是指他在精神上開始持有「戒定慧」中的那個定的含義。12年間,不少的台灣藝術家來了,走了。只有黃致陽,穩穩地扎根在這塊北方的土地上,不貪、不嗔、不癡地照着他的藝術之路前行。
一般說來,藝術家往往感性多於理性,只有感性滿滿,靈感才能隨心所發。黃致陽也有天然的感性,但他有更為強大的理性來規範自己的感性,以使創作與人生的兩條線索涇渭分明地往前延伸,不交錯,不糾結──只要糾結,生活就會拖累藝術。
這種成就自己的能力,得益於早年生活給他的教誨,也得益於他對自己的訓練。很難想像,即使是在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後,這位藝術家仍會選擇去幹一段時間的體力活,在工地上當一名建築工人,以完全的體力勞動的方式,讓大腦休息,以讓下一次的創作有再生的依據。
超越常規的新意
當然在更大的程度上,他的藝術來自於他在哲學層面的思考。從他或純淨或燦爛的水墨繪畫,到他的裝置、雕塑及影像作品,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在材料上從嘗試到運用自如的程度。無論是絹、墨、銅還是漢白玉,這類在傳統藝術中常規的既定材料,他能讓它們產生出超越常規的新意,呈現出一種在不確定性狀態中的深入思考,既富於思辯又充滿張力。
他一直在潛心挖掘藝術涵蓋的深意,拒絕呈現浮在表面的那種能力、熱鬧與美感。他覺得那樣去解讀藝術,是對藝術的一種無聊態度,是人尚未進入思考的創作狀態。
人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終會外顯於他的形態,從藝術家的眼神到他精神結晶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多年凝結的、對藝術的嚴謹態度,尤其是2014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大型個展「工.課」,表明了這是一位有備而來的藝術家。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展覽至少表明了一種雙重的積極態度:於國家的藝術機構而言,對真正的當代藝術,他們已開始有高度的辨識度與接納,而不僅限於舉辦那些基於國家立場的藝術展。對藝術家本人而言,能與這樣的藝術機構發生對接,也將更為激發他的潛能與思考。在這類考試般的「功課」中,黃致陽並不僅僅扮演了一個藝術家的角色,他還是出色的助理策展人、外交家、執行者與設計者。
全域觀望與思考
在北京定居的20年,是藝術家近30多年來對自己藝術之路的全域觀望與思考。如黃致陽所言,藝術是他一生的「功課」,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已清楚地想好,他一生的生命命題就是做自己的功課,歷練自己的藝術主張。在他看來,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藝術家有某種功能的話,可能是提出一種還沒有被發現的或是在一般的價值體系之外還有某種可能性的價值。沒有這個系統作為依據,從事藝術工作即失去意義。而最高層面的藝術,與哲學等同。有了這層意義可以追尋,藝術就成了令人樂此不疲與賴以生存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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