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
Andrei常用「黑色樂觀主義」形容自己的書寫,因為後蘇聯時代烏克蘭政府貪腐,流氓橫行,人命如草芥。「當時能移民的人都移民了,有美國朋友說可以幫我走,我都說不。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在應該悲觀的情境中不感悲觀,或許就屬於黑色樂觀!樂觀主義相信一切最後會變好,但我不確定自己能存活到那天。」
《死亡和企鵝》是其黑色樂觀主義的代表作,講述訃聞作家從破產的動物園收養一隻有憂鬱症的企鵝,帶企鵝出席喪禮圖利,慢慢發現自己捲入一個謀殺陰謀。最後企鵝被送回原居地南極,帶着一顆從人類移植來的心孤獨生活,企鵝是集體主義下人們的象徵,也是無望無力的心情寫照。
他笑言,隨時間和局勢改變,他也變成「灰色樂觀主義」,從前烏克蘭人受集體主義時代影響,較被動,等待一個強勢領袖出現帶領他們,現在則主動推動改變,也更包容尊重不同意見。「在這種社會氣氛下,回到獨裁年代幾乎是不可能的。」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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