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7日
八九民運之後,香港的我們開始明白,「需要英雄的國度是可悲的」。柴玲、吾爾開希等一串名字的隕落,證明了在民主過程中,不能太沉醉於英雄式的浪漫。
宋康昊一句如醍醐灌頂:做司機的做好司機,把乘客載到目的地。做記者的做好本分,把真相報道。
不分立場政見,對得住良心便好。
電影中,光州軍人警察便衣要趕盡殺絕的是,抗命的、被指是共產黨的百姓和學生。
記者問司機名字,司機看看煙包,胡亂填上「四福」。是怕有手尾,怕被政府追查追殺?還是下意識的,覺得不必留名,一切只是平凡,「本是該做的事,不必道謝?」多年後,記者回來韓國拿獎項受褒揚,司機讀報時也欣然一笑便罷。不必張揚,不必歌頌。《逆權司機》尾聲是德國記者Jürgen Hinzpeter,敍述他最大願望是尋回這位司機,可惜最終等不到,於二○一六年因病逝世。想不到這個遺願在電影上畫後,竟由「金四福」的兒子解開,真身金士福的兒子金承必看到電影後,在網上公開了爸爸與記者的合照,並透露他早在事發後四年因癌症離世。一個遺憾,餘音嬝嬝。
負責為德國記者翻譯的大學生具宰植,清純、樂觀、善良、正直。演員柳俊烈的裝束,跟歷史圖片中的中學生一樣,橫間T恤,代表了一眾參與過運動的學生。
韓語英語的隔膜,反而成了真心的承諾。記者本來是尋故事尋刺激(「日本太悶了」),以他的新聞觸覺來到了光州,以「外國人」的優越企圖混過關,但最後也以性命作賭注,為世界傳播了真相。
看了電影,再敬韓國再多一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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