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
陳冠中兩年前在《建豐二年》中曾大膽假設,國民黨當初若沒有落敗,今天中國可會有真正的民主?然而在中共建國之初,其實也曾有民主的宏願,當時更有不少屬於社會主義的民主派,共同籌組「聯合政府」,如中國農工民主黨,當中有聲望的知識分子也在多個重要部門有其職位,如黨主席章伯鈞正是第一任交通部長。
這些一切,今天的近代史多避談,可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仍記得很清楚,父親當初所提出的「經濟民主、政治民主、思想民主」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也清楚記得,在1957年,中共發出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毛澤東更邀請各民主黨派幫助中共,更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主張。
當年中國民主同盟等人一時大喜,以為政府終於變得開明,可大有作為,無所顧忌地發表各種主張和言論,誰料到這卻是毛澤東鏟除黨外異己,欲擒故縱的計謀。正如章伯鈞所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同年6月,毛澤東開展反右運動,章伯鈞縱曾幫共產黨對付國民黨,有建國之功,也被打為右派,被指控與羅隆基結盟反黨和反社會主義,在強大壓力下低頭認罪,被革職和隔離,這些年幼的章詒和看在眼裏,記在心中。
全家捱鬥
從小她全家就受批鬥,對四周宣揚的共產主義就抱有濃重懷疑,並且一如父親的耿直,她一直不怕忌諱將自己所思所想道出,最終也惹禍上身,在1970年被判「現行反革命」,鋃鐺入獄。1979年,在獄外等候了她10年、剛結婚的丈夫突然去世,同年她平反出獄,可是失去的青春已經不可追回。出獄以後,她堅持要把父輩的冤屈一字一句清楚寫下,以記憶對抗那些鼓吹遺忘的大歷史敍事,堅持要把過去國家機器對人民的虧欠算個清楚。
那個曾經一度有機會實現的民主夢,在其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中被清楚記述,也清楚寫出了,共產黨如何通過一個個對付其身邊的人,來逼這些有節氣的知識分子低頭,承認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藉此把黨外的政治力量都打散。從反右運動到「鎮反」、「肅反」,至後來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淪落到最底層,價值體系崩潰,一直到如今。
最近她來港出席新書發布會,並以〈說說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為題演講,指出「只有這個政治特色在,知識分子的地位不會有徹底的變化。只要對政治有所設想,必定會心懷恐懼。」
無形監控
八九六四事件後,連那一點對政治的希望之火也被捻滅。知識分子縱然仍有志改變社會,力量也變得非常單薄,並且受到最嚴厲的管控,被安上「妄議中央」的罪名,監聽監視。她指出,中共有三分名單:敵對分子、異見人士、邊控人員,加以不同程度的管控,她自言:「我大概就是在異見人士的名單裏。」
那種監控,她形容比五六十年前更壞,「什麼警察叫你去喝茶,從前是沒有的。」她形容,當年的反右行動仍要整理材料才去批判,現在單是一個行動已經惹來罪嫌。看不清楚行動的界線,讓人更心生恐懼。她笑言,自己年紀大了,情況稍好一點,對於有心的知識分子,她勸勉,「自己的安全還是第一位,你要愛護生命,才能夠做些事。」她認為,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要衝到第一線去,最重要的只是不要冷漠,不要覺得一切都跟自己無關。
於是她在講座上提出:中國當下知識分子何處可安心?「沒有安全的保障,誰還能有政治的熱情?」對知識分子以利益有效分化,甚至甘願被吸納於政治系統中為其服務,「很難再作為共同體去採取集體行動。」把他們變成「經濟的利己主義者」,過去的文人風骨氣節傳統再也難以繼續。她的書一直在中國被嚴厲查禁,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後,她相信未來出版書籍的查禁範圍將愈來愈大。但她不會因此而後退,一直寫下去,如書名所言,就算四周凋零,鳥仍死心不息,鳴叫到最後一刻,她在書中說:「存留和守護記憶,是不可推卸之責任和歷史使命。」
撰文: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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